水族英雄血洒黄河之滨

　　1931年4月5日，在响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声中，一位著名的共产党人在济南纬八路英勇就义。这位烈士便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邓恩铭。
　　邓恩铭，又名邓恩明，曾用名黄伯云，字仲尧，水族。1901年1月5日，邓恩铭诞生在贵州省荔波县水堡寨的一个清贫家庭。1913年，邓恩铭随爷爷住在荔波县城，进入县城的六年制完全小学“荔泉书院”，开始了求学的历程。邓恩铭十分同情穷人，他曾将新词填进水家谣曲传唱：“种田之人吃不饱，纺纱之人穿不好。坐轿之人唱高调，抬轿之人满地跑。” 1917年，邓恩铭上小学六年级，眼看就要毕业，但贫寒的家境无力支持他继续升学。此时幸得在山东的亲戚黄泽沛一家的资助，他才得以走出大山继续求学。1918年，邓恩铭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德先生”、“赛先生”这些新鲜词语随着十月革命的春风，也吹入了一中的校园。邓恩铭常常和同学们议论国事。因为曾经受到思想比较进步的高梓仲老师的影响，加上勤于思考，他的议论往往具有独到的见解。1919年春天，邓恩铭开始阅读《北京大学日刊》，还将《日刊》反映的新思想讲给同学们听。
　　五四运动爆发，青年们奔走相告，5月7日，邓恩铭作为省立一中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兼出版部长，带领同学们参加在济南召开的大会，响应五四运动。6月10日，邓恩铭带领同学们涌出校门，冲破军警的封锁，向商埠集中地带进发，劝说商界罢市，抵制日货。在一个多月时间里，邓恩铭四处奔走，他们的行动赢得了市民的响应。7月21日，济南学生冲击了反动报纸《昌言报》报馆。8月3日，他们又结队去督军署请愿，进一步开展了抵制日货的斗争。在这期间，李大钊派人来济南传播马克思主义，邓恩铭被选为学生代表，去北京、天津与北方早期的共产主义者联系，学习开展革命运动的经验。
　　五四运动，使得先进的知识分子走到了革命的潮头浪尖，在这场斗争中，邓恩铭结识了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运动领袖王尽美，两人成为亲密的战友。为了进一步扩大五四运动的影响，他们决定以学习新文化为号召组织进步的学术团体。1919年12月21日下午，“励新学会”宣告成立。王尽美为学会拟定了会章，邓恩铭被选为学会的领导成员。“励新学会”的成员们经常研究新思潮，介绍十月革命，并出版了《励新》半月刊。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来中国与王尽美、邓恩铭等人一同探讨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他们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决定努力使“励新学会”向马克思学说研究团体的方向发展。当年夏秋之交，“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济南成立，成员绝大多数为济南各校的学生。研究会成立后，大家常常一起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介绍苏俄情况的书刊，谈论马克思主义，气氛相当热烈。邓恩铭成为研究会的中坚力量和核心成员之一。同年10月10日，邓恩铭在省立一中出版部的《灾民号》上发表了题为《灾民的我见》的文章，针对灾民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要有彻底的觉悟”。
　　1921年初，山东警察厅下令取缔“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的活动只能转入半公开。邓恩铭一如既往地坚守新文化运动的阵地，更为积极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上海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邀约下，王尽美、邓恩铭联络了几个信仰马克思主义，并愿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进步青年，秘密组织了山东的第一个共产党小组。同年7月，王尽美和邓恩铭作为山东共产党小组的代表，来到上海，与毛泽东、董必武、李达等十三人一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会议。邓恩铭这时还是一个中学生，尚未毕业。邓恩铭和王尽美回到山东就开始着手建立山东的党组织。党中央派遣陈为人帮助他们工作。不久，中国共产党中央直属山东区支部正式成立，王尽美任书记，邓恩铭任委员。山东党组织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积极开展宣传、工运和建党工作，很快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1922年1月，邓恩铭作为中共代表成员之一，出席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7月，他还应邀参加了中共“二大”。不久，邓恩铭接受党组织的委派，先后到淄博和青岛开展工人运动和建党工作。他看到受压迫的工人饱受愚弄和欺凌，深感痛心，决心用马克思主义的明灯来驱散他们心中的黑暗。矿工们听到了闻所未闻的革命道理，受到先进思想的指引，渐渐觉醒。1922年夏，“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矿区成立了，中国工人运动的高潮来到了。
　　邓恩铭到青岛开展工作时，克服了政治环境险恶、经费紧张等困难，深入群众中间，在工人中发展党、团员。他在四方机厂附近创办了工人文化补习学校，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党组织，联系党、团员，领导工人斗争的阵地。他还利用在《胶澳日报》编辑《胶澳副刊》的机会，连载《列宁传略》，发表介绍十月革命和世界工人运动的文章，传播革命理论。在他的努力下，1923年，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岛支部，建立了中共青岛支部，邓恩铭任书记。
　　在青岛，邓恩铭积极组织工会组织，发动工人运动。1925年2月，邓恩铭发动了胶济铁路和四方机厂工人大罢工。同年4月至7月，邓恩铭和青岛党组织连续发动领导了日商纱厂工人的三次罢工，掀起了反帝爱国斗争的新高潮。
　　1924年春，中共青岛支部更名为中共青岛市委员会，邓恩铭担任市委书记。1925年2月8日，胶济铁路工人在青岛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工人运动。全路工人罢工，胶济铁路陷入全线瘫痪。罢工斗争中，邓恩铭坚持每天听取工会汇报，分析发展情况，并指挥第二天的行动。罢工取得全面胜利，震惊全国。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中，对“二八”罢工作出了高度评价：“在中国工人阶级大受打击之后，居然能起来组织工会……不能不算是难能可贵。”
　　此后，邓恩铭又在青岛组织领导了纺织工人罢工，反抗多年来在中国领土上耀武扬威的日本资本家。一时间，革命斗争的浪潮一个接着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期间，邓恩铭带领市委的部分委员在沿街散发传单时被捕。警方害怕罢工的力量，将他关押了十几天后“驱逐”到济南。邓恩铭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战斗，而是悄悄潜回青岛，更加积极地投身到下一轮斗争的滚滚洪流中去。
　　中共“三大”以后，根据党的决定，邓恩铭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利用自己在“社会贤达”中间的威信，不仅积极争取、引导各界名流人士为青岛人民做好事，还迫使中国资本家代表“对日对英经济断交”，给予日、英帝国主义在青岛的经济势力以严重的打击。
　　然而，纱厂罢工浪潮遭到奉系军阀张宗昌的残酷镇压，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邓恩铭遭到反动政府的通缉，不得不辗转外地。为了党的事业，他不顾个人安危，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召开胶济铁路沿线各党支部、通讯员代表会议，讨论恢复和巩固胶济铁路和青岛市委党组织的办法，并重回青岛组织新的市委。
　　1925年初，王尽美病重，山东区委工作的重担落在了邓恩铭的肩上。9月，邓恩铭到达济南，立即担负起领导全省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和统一战线等各项工作，以及济南市、鲁丰纱厂、齐鲁大学等党组织的活动。当年11月初，在筹备纪念十月革命的活动中邓恩铭再次被捕。在狱中不论是敌人的酷刑，还是病痛的折磨，他始终守口如瓶，坚守着党的秘密。经过地下党人的多方营救，邓恩铭得以保外就医。出狱后，邓恩铭形容枯槁，亲戚和同志们为他伤心难过，他却不以为然地说：“这不是很好吗？坐牢算啥！”
　　1926年初夏，邓恩铭病未痊愈，便又重新奔赴青岛，担负起革命斗争的重任。为了恢复被破坏的组织，邓恩铭跑遍市区，陆续联系上隐蔽起来的党员，边恢复组织边开展活动，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同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山东的党组织受到很大震动，很多人经不起考验而退党。
　　当年8月7日，党中央在瞿秋白的主持下于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撤消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选举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确定了举行秋收暴动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邓恩铭坚定地执行了“八七”会议精神，改组了省委，客观上也为开展土地革命创造了条件。
　　同年冬天，在经历了革命斗争低潮后，邓恩铭回到青岛接任市委书记。邓恩铭不顾危机四伏，长期活动在青岛。他重新聚集了青岛革命中坚力量，搭起了党员之间的联系。
　　1928年底，因叛徒告密邓恩铭不幸被捕。在组织了两次越狱斗争失败后，邓恩铭依然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他写下一首悲壮的《诀别》诗：
　　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
　　不惜唯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
　　1931年，邓恩铭同志英勇就义。然而，邓恩铭这个名字，却永远地刻在了人民心中，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座不可磨灭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