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1月间，我新四军为了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日，同意把皖南部队全部北调。12月初，茂林“工合”我方工作人员全部撤退参军，当到了云岭时，我被留在白果树皖南特委，参加“临时工作委员会”做“关门”工作。在此之前，我受皖南特委派遣从新四军军部来到“工合”泾太事务所任支部书记，并以“工合”为掩护，领导茂林镇上两所中学的党组织秘密工作，直属皖南特委青年部长朱光南领导。
在“工合”人员撤离茂林之前，有一天，我刚跨出事务所大门，就遇见我1938年在新四军教导总队第七中队(直属队)时的老同学曹怀哉同志，由于他后来调到绩溪、歙县等地做地方工作，所以我们好长时间未见过面，因此有些兴奋。然而当我脱口而出高喊他的名字时，却被他用眼光止住了，然后便附耳告诉我说：“我现在叫曹诚泰，是奉皖南特委之命前来事务所接替蒋传源主任的工作。因为蒋主任等即将撤退到苏南根据地去。”接着他又不无忧虑地告诉我：今后任务更加艰巨，初来乍到真愁办不好，慢慢再和你谈吧!
我们的“关门”工作任务，主要是安置抗属组织互助与发放救济粮，因此经常路过茂林时还到桂花敞厅里的“工合”事务所去转转。这时新四军民运部长夏征农同志，正为安置新四军残伤战士奔走。我获知这消息后，思忖着：按照“工合”组织章程，可以接收抗日残伤人员参加合作社工作，何不去事务所先与老曹谈谈，然后再通过组织邀请夏征农部长协商。后经多方面反复研究，认为这办法可行，遂由我向上面反映，曹诚泰同志也极力赞同我去办理。
我当时心情异常兴奋紧张，这倒不是由于任务的本身，因为夏部长我还是比较熟识的，我们听过他好多次精彩的报告，他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我之所以兴奋是因在“关门”工作中达到安置我方残伤人员；紧张则又因为当时局势非常艰险，在桂花敞厅的周围的房屋里，都住有敌人监视的特务，地方反动势力也空前猖獗，如果夏部长这个时候来“工合”实在是风险太大了。
有一天，在约定的时间，身着黑色大衣的夏部长在四个警卫员的护卫下来到了桂花敞厅，他说是从军部驻地到茂林辑园汪老太家过来的，虽形势紧张，夏部长却依然谈笑风生，从容不迫。在四周特务的暗窥下，我们开始接受任务。我们这次要负责接收安置的二三百名新四军残伤人员，大多是已经丧失战斗力，无法跟随部队转战行动的，只得通过“工合”事务所的渠道分散到十几个基层合作社隐蔽休养，视情况发展再作考虑。为减轻各合作社的经济负担，民运部考虑得非常细致，已对每位待安置人员发了生活安置费。接着我以“工合”事务所组织指导员的名义与夏部长在协议书上签了字，分别盖上了“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民运部”和“行政院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泾太事务所”的公章。完成了这次艰巨而特殊的任务，大家都为这感到满意。不久，“皖南事变”就发生了，由于我军的审时度势预先安置，终于为革命保存了一批有生力量，大大稳定了军心民心。
（摘自军史丛书《新四军在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