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4期●缅怀篇●

缅怀母亲邱一涵

作者:袁振威




  2006年5月26日是父亲袁国平百年诞辰,经中央领导批准拍摄了人物传记片《父亲·将军》。我跟随摄制组先后到达陕西、甘肃、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十多个省,行程一万多公里。我和摄制组的同志们一起冒着严寒、大雪、暴雨,在泥泞的乡间小路,在陡峭的雪山,在贫瘠的小山沟走着、攀着,在寻找父亲的足迹的同时也在寻觅母亲邱一涵的脚印!张震叔叔说:“你父亲贡献很大,100发子弹99发射向敌人,1发留给自己,不连累战友、不当俘虏,了不起!这个片子拍得很好,真实感人,使我看到了我所认识的袁国平、我所敬佩的袁国平。其实我和你母亲也很熟悉,长征中我们就常见面。她拖着一双缠过小脚的脚、一个受过伤的身躯,和男同志一样爬雪山、过草地,一步一步,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是多么不容易。临终前她把我叫到床前,不停地望着我,似乎有什么事情要向我交代,却始终没有讲出来,我一直感到遗憾,令人难过。已经五十年过去了,就好像在昨天……”当母亲百年诞辰即将来临之际,张叔叔在杭州对我的这段谈话,把我带回到了50年前母亲邱一涵的身边,她那两鬓缕缕华发,眼角道道皱纹,慈祥端庄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
      许多叔叔阿姨跟我谈起母亲时,都说她在人们心中的印象“不是领导而是亲人,不是英雄而是普通一兵”。记得那年因肠癌而动了大手术的母亲,由青岛返回南京,由于病情的折磨,火车的颠簸,一夜未睡。警卫员小吴为了让她休息一会儿,关掉了车厢里的扩音器。她却坚持要把扩音器打开,批评小吴说:“车厢里还有那么多旅客,我们不能只想着自己。”“不能只想着自己”,这句普通的日常用语,这件平常的区区小事,却反映着一个共产党员的人生哲学。
      生活在群众之中,做群众的一员,为群众服务,这是母亲赢得群众尊重和信赖的奥秘。记得我在“三八”子弟小学上学时,许多同学都在比父母的官职,说他们的父亲是司令员,是政委,是军长……我也自豪地说,我父亲是“炊事员”(母亲说过的),满以为这个“员”不比他们那个“员”差。同学们告诉我,炊事员就是伙夫,就是烧饭的。受到大家讥笑以后,回到家我扑到母亲的怀里哭了,埋怨父亲“没出息”。而母亲却说:“司令员、炊事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没有炊事员烧饭,司令员不行,政委不行,所有的人都得饿肚皮,就无法打仗,更无法打胜仗。当炊事员同样光荣!”从此,我在许多老师和同学们的心目中一直是炊事员的儿子,有的老师甚至到母亲去世见报,才知道我父母亲的情况。但从那以后,母亲再也不让我上干部子弟学校了。她说,必须和老百姓的孩子在一起,生活在群众中,做群众的一员。
      艰苦奋斗、严于律己是母亲又一普通而平凡的品质。记得我上南京师大附中初中时,学校离家较远,有些同学买了自行车,我也闹着要买一辆。而母亲却对我说:“全国解放不久,国家还有困难,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还很低,你的同学买得起自行车的能有几个?不是还有许多同学穿补丁衣服,有的同学连学费都交不起吗?你的眼睛应该多看看他们。”1955年,母亲手术后在青岛休养,返宁前,我偶然听说家里的钱带得不够,出乎母亲的意料,我掏出了几十元,告诉她,这是我省下的零用钱、早点钱,准备买自行车的,这才感动了“上帝”。回到南京,母亲给我买了辆自行车。此时,我已经考上了高中。
      当我忘记关电灯、没把水龙头拧紧时,母亲总是提醒我要节约,要有国家观念。当我跟同学攀比,闹着要皮鞋、要新衣服的时候,母亲总是说我“身在福中不知福”。
      母亲的吃穿也是非常简单的。她总是说:“吃,只要营养够就行了;穿,只要不受冻就可以。”在和母亲共同生活的日子里,家里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山珍海味,也从未见过母亲穿过什么华丽的服装。然而,对于侄儿们的学费,警卫员的婚事,炊事员家里修缮房屋,保姆家有困难,她哪一件也没有忘记,对别人是那样慷慨,对自己却是如此吝啬。当我舅母看到母亲身躯渐渐消瘦,病情日趋严重,担心而又关切地责备她:“难道爬雪山、过草地的日子你还没有过够?树皮草根还没有啃够?有好日子不好好过!”母亲总是笑着说:“死不了,我们的日子和过去比,已经是‘天堂’了!”
      在一次对青年学生做“长征事迹报告”的时候,母亲说:“我今天在这里跟你们讲啃树皮、吃草根,并不是要你们也去吃树皮草根,而是希望你们知道今天的一切来之不易,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不吃树皮、草根。同时,也是为了在祖国需要的时候,你们能够吃树皮、草根!”妈妈,我明白了,你是一个堂堂正正、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你是想吃尽人间之苦,换来子孙后代的永久幸福!
      我在皖南事变前被送回老家湖南邵东县,由祖母抚养。1946年,由于地下工作的需要,我被接到上海母亲身边,当我说及在牵着双目失明的祖母讨饭度日的日子里,由于没有父母而受人欺凌的时候,她伤心地哭了。为了抚慰我幼小的心灵,母亲总是或者说我父亲在外地做生意(在敌占区时),或者说当炊事员在前方打仗,从未提及父亲牺牲之事。后来,我是从小伙伴那里,才听到父亲袁国平是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的。一次,我问及母亲,这么多人活着,父亲却偏偏牺牲了,皖南事变前,中央曾要父亲回延安汇报工作,他明明有理由、有可能离开皖南,他却没有走,是不是太傻了?母亲没有正面回答我,而是拿出了父亲的许多遗诗、遗书,要我阅读。
      那是在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开始前,父亲整装待发之际,曾寄给他的老母一张照片。照片背面,写了这样一段话:“1927年顷,反动派谋袭武汉,形势岌岌,革命之士莫不愤恨填膺,舍身赴敌,斯时,余在第十一军政治部服务,亦奉命出发鄂西,捍御强寇。此行也,愿拼热血头颅,战死沙场,以博一快。他日,苟若成仁取义,以此为死别纪念;万一凯旋生还,异日与阿母重逢,再睹此像,再谈此语,其快乐更当何如耶!”
      “战死沙场,以博一快”;“万一凯旋生还……其快乐更当何如”!啊,妈妈,我懂了,死也是“快”,活也是“快”,这就是你们的生死观!
  父亲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曾作一诗赠母亲:
  十年征尘感系多,问君何事费蹉跎?

愿将头颅抛原野,不随池流逐浊波!

1938年,父亲调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在给我堂兄振鹏的一封家信中说:“此刻我自己身无分文,无法帮助家里,因为我们都是以殉道者的精神为革命、为国家、为民族服务的。或许有人要说,我们是太不聪明了,然而世界上应该有一些像我们这种不聪明的人。”啊,妈妈!我明白了,像父亲这样的“傻子”,是革命的需要,国家的需要,民族的需要,也是我做儿子的骄傲!妈妈,爸爸是聪明的,做儿子的可以为此抬起头来做人。

 母亲还是一个严格遵守纪律的人。一次课外活动,我没有请假而和同学一起去看电影,因没有被发现感到很庆幸。母亲知道后批评我说,纪律是胜利和成功的保证,应该自觉遵守。她告诉我,刚解放时唐亮叔叔家里有中吉普、小吉普、小轿车三辆汽车,张锐阿姨生孩子上医院坐的却是三轮车,不是唐亮叔叔不关心张锐阿姨,而是因为汽车是工作需要,生孩子是私事,这就是纪律。她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张明秀阿姨(罗炳辉同志的夫人)告诉我,还在皖南教导队时,母亲已经怀我几个月,可到十几里外的军部开会却和她们一样步行。张阿姨说:“我问你爸爸,你的马为什么不能给她骑?你爸爸说,马不是配给她的。”从此我再也没有做过违反纪律的事。
      母亲1926年参加革命,历任红大、抗大教员,新四军教导队组织科长,抗大四分校、华东军大政治部主任,中共南京市学区党委书记,组织部长,华东妇联主任,江苏省纪委书记和监委书记,江苏省委常委等职,也出席过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选过中共“八大”代表,经历过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路上,留有她的足迹。在和她共同生活的短暂的时日里,母亲跟我讲述过许多长征的故事,然而很少谈及她自己。当我问到她时,母亲总是淡淡一笑说:“我是和大家一起走过来的。”讲得多轻巧!一个健康的男子汉爬雪山、过草地都是九死一生,而您,一个羸弱的身躯,一个缠过小脚的中国女性,“是和大家一起走过来的”。这是多么平凡!这平凡中又蕴藏着什么呢?
      有一次,我傻乎乎地问母亲:“同学们说我爸爸当大官,妈妈长征肯定骑马,是吗?”她又是淡淡一笑:“爸爸的马上驮的是伤员,我是拽着马尾巴过的雪山,后来还有人批评我特殊化呢!”母亲去世后,唐亮同志也曾提及此事。这时,我才知道,那马背上的伤员正是唐亮上将。
      父亲曾为母亲赋诗,诗云:
      不是甜的蜜,不是香的花。
    好比茅台酒,醇芳与日加。
      我的父亲和母亲不仅是一对志同道合的战友,也是一对情深意切的伉俪。父亲之死,特别是多年蒙受着不白之冤,对妈妈的打击和折磨是可想而知的。多少年来她一直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她心里流着血;然而她没有眼泪,没有退缩,没有颓丧,她默默地、顽强地生活、工作、战斗,直到积劳成疾,停止呼吸!1956午11月2日下午,许珍同志来看她的时候,她关切而吃力地问道:“你的工作问题解决了吗?”这是妈妈留在人间的最后—句话。这句话虽然不是留给我——她的独生子的,但它在我耳边反复回荡了半个世纪!母亲的平凡究竟有些什么,我实在说不清楚。然而她的所作所为,都告诉我怎样做人,做一个怎样的人!
      或者因为来不及,或者因为不忍心,母亲没有对她的后事,对我今后的生活,做过任何安排,然而,她的谆谆教诲“忘记社会给予的一切优越条件,依靠自己去生活”,是她留给我的最珍贵的遗产!
      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父亲得到了公正的评价。去年,在中央领导关怀下,父亲的传记片《父亲·将军》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同时,《袁国平文集》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袁国平纪念会”也分别在南京和家乡邵东县成功召开,《解放军报》还发表了原军委副主席张震同志《追忆袁国平同志》的文章。亲爱的妈妈,你尽可以卸去那压在心上的重负,舒心地笑了。去年10月15日一早,张震叔叔又把我叫到他的身边,深情地说:“我今年已经93岁了,有人说万寿无疆,那是假话。其实,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看到你取得的成绩,我很高兴,你没有辜负你父母的期望。然而我们的事业不是一两代人就能完成的,你还要教育好下一代。你父母的优秀品质、牺牲一切为革命的奉献精神、特别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不仅是取胜未来战争的有利武器,也是净化人们灵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法宝,要告诉孩子、告诉你的学生、告诉年轻人,要代代相传。”
      是的,妈妈!张震叔叔的教诲是你们革命前辈对我们晚辈的殷切期望。记得您曾告诉我,父亲出征前嘱咐您为儿取名浣郎(皖南的谐音),要我记住皖南、记住“铁军”精神,我记住了;您曾嘱咐儿长大要当兵,继父业,承父志,我做到了。这几十年来,有您在我身边,有您在我心中,您的“普通”和“平凡”照耀着我,时时指点我沿着您和父亲的“为国家为民族服务”的道路坚定不移地走着。你的孙子由国外留学回来,已是光荣的共产党员,并以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己任,你们的事业后继有人。
  而今,站在雨花台您的墓前,面对滚滚长江,我高声呼唤,妈妈,您放心地去吧,去和爸爸一同漫步在天上的殿堂,诉说别后的衷肠,畅叙共同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