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皖南事变谈起
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是抗日阵营内部亲痛仇快的历史悲剧。蒋介石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声称要把叶挺军长交付军法审判，几乎把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向了破裂的边缘，但纵观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尽管国民党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国共两党时有军事摩擦，谈谈打打，打打谈谈，但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没有彻底破裂，处于一种“破”而不“裂”的状态。这是为什么？在70年后的今天我们来重新审视这一历史事件时，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答案就是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了到西安督促剿共的蒋介石。蒋介石是1927年4.12事变的刽子手，10年内战中屠杀了成千上万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个反革命头子蒋介石被友军捉住了，就地正法不是大快人心吗？然而当时共产党人没有利用这个机会，而是向蒋介石提出“停止剿共，容共抗日”的要求。难道共产党人忘记了10年内战的血海深仇吗？不是，这时国共两党都面临着“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严峻现实，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头，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为了抗日，共产党人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奠定了基础。这是共产党高层领导的睿智和政治远见。试想如果当时杀了蒋介石，国内必大乱，日军正好乘乱大片占领中国腹地，其结果必然是只能加快中国的灭亡。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当局于1月17日反诬新四军为“叛军”，悍然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中共中央认为这“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间，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空前的严重事变”。当时激于义愤，有人主张军事上政治上进行全面大反攻，甚至提出打到国民党的后方去，为皖南事变中牺牲的战友报仇。
在这紧要关头，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冷静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及时地指出：“全国局面，国民党未投降，仍继续抗战，对共产党仍不敢分裂，且怕影响对苏联的关系”，故主张“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提出政治上实行大反攻，军事上取守势。中共中央采纳了刘少奇的正确主张，指出：“军事上取守势，就是对反共军的进攻只打防御战，尽管国民党已不承认新四军的合法地位，亦不应企图在大后方发动反蒋战争，以不影响蒋的抗日；政治上取攻势，迫使蒋停止对共产党的军事进攻与政治压迫，也即迫蒋抗日。”共产党处理皖南事变的这个方针，完全是从抗日大局出发，旨在使抵御内患之争不至于损害抗击外侮之敌。在抗议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这一惨案时，中共中央指示：“在蒋没有宣布全国破裂时(宣布八路军及中共‘叛变’)，我们暂时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没有撤离重庆，“不断绝和他们来往”。即批蒋不反蒋，声讨矛头对着亲日派、顽固派，不提整个国民党和中央军，留有余地。
2日14日，毛泽东在谈到国共关系和中共的策略时说：“只有军事攻势才会妨碍蒋之抗日，才是极错误政策。政治攻势反是，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故军事守势、政治攻势八个字是完全正确的，二者相反正是相成。”尽管国共有摩擦，抗日是第一要务。
在共产党强烈的政治反击，日军豫南战役的打击，盟国友人的责难下，蒋介石内外交困，不得不对共产党采取妥协姿态。当日本借皖南事变大肆鼓噪国共分裂，必内战重起之际，蒋介石于1月27日在重庆国民党中央纪念周发表讲话，声称皖南事变纯粹是“整饬军纪的问题”，“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杂其中”。中共中央也认为“蒋在1月27日演讲，已在力图使事件缩小范围，申明只限于军令军纪，不牵涉党派与政治问题”。蒋的演讲，说明蒋介石不敢分裂，不愿分裂；同时也告诉国共两党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国共并未分裂。
尽管蒋介石撤销了新四军的番号，但国民党代表张冲2月25日向周恩来表示，允许华中我军展期北移及新四军归入八路军增编一军等条件。这等于又承认了新四军的存在。
3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演说声称：“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以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意思是皖南事件并非剿共，不想与共产党决裂。共产党代表团虽未出席参政会，仍选董必武为参政会常驻委员。这也是国民党求缓和的一种姿态。
皖南事变后国共之所以能妥协，没有彻底决裂，客观原因是毛泽东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所指出的：“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日本侵略军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敌人，“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民族矛盾是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这就必须正确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
主观原因是国共双方都认识到国家民族的利益是最高的利益。覆巢之下无完卵。为了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国共双方在民族危难的大局面前都作了一些让步和妥协。
国共两党尽管代表着不同阶级的利益，但在共同利益一致的基础上有过两次携手合作的历史。第一次合作是“打倒列强除军阀”，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第二次合作是联合抗日，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
综观历史上国共两次携手合作，一是有共同的敌人，二是有共同的利益。两次合作都取得了成功，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打倒了北洋军阀，第二次国共合作打败了日本侵略军。两次分裂导致两次内战。说明合则两利，分则两伤。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超级大国竭力遏制中国的和平发展，试图分裂、侵占中国的领土、领海，支持“藏独”、“疆独”、“台独”势力破坏中华民族的大团结。这股反动势力是海峡两岸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共同的敌人，也是国共两党共同的敌人；而捍卫中国领土、领海主权统一，维护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和文化传统，这是海峡两岸国共两党的共同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既然面临共同的敌人和有着共同的利益，国共两党完全有再次携手合作的必要和可能。
我们希望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任务是完成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共同的民族利益是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蒋介石在世时只承认包括大陆、台湾在内的一个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统一祖国，大陆、台湾实行一国两制，这与原来的武装解放台湾，已有根本的不同，这是中共为了全民族的利益作出的妥协让步。台湾国民党当局由不准三通到开放三通，经济上台湾与大陆已经建立了互补双赢的合作关系。国家的统一事业超越任何个人和群体的利益，如共同维护钓鱼岛和南海诸岛和海疆的主权、在反海盗维护公海航行安全、维护华侨在各国的权益等方面，国共两党都有共同的目标。当今海峡两岸的政治家和政治群体在历史上的最终定位，一个重要标志将是以对待祖国统一的态度来论定。正确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发挥高度的政治智慧，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早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这是摆在国共两党的政治领袖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