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胆忠心 拳拳报国

我父亲袁国平，1906年5月26日出生在湖南省邵东县一个弹棉絮的工人家庭。他从小求知欲很强，凭着自己的聪慧和勤奋，依靠奖学金读完小学， 1922年9月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在“一师”的革命氛围熏陶和毛泽东、田汉等进步教师的影响下，父亲很快确立了正确的人生观。1925年，他在黄埔军校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全身心地投入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中，用热血和生命诠释了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而他在皖南新四军的时日，是他一生中工作最具创造性、成果最辉煌、生活最丰富多彩的一页。

肩负重任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抗战，向国民党当局提出统一整编南方8省14个地区（不含琼崖）的红军和游击队，开赴华中敌后抗战的建议。经过两党谈判，同年10月12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新四军活动的华中地区，是敌伪统治的核心地区，也是国民党极力争取的地区，斗争情况错综复杂。要在敌伪顽夹缝中奋斗和成长壮大，坚持抗战到底，离不开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因此，政治部主任的人选就显得极为重要。这时，毛泽东同志想到了我的父亲。他长期担任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职务，有着出色的表现和丰富的经验。无论是在北伐战争中，还是在广卅起义失败后将濒于溃散部队创建为红四师时，无论是在红三军团转战过程中，还是在抗大工作时，父亲的才智都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充分肯定。特别是在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在促成红一方面军的创建，在历次反“围剿”作战及长征中，他所展现出的政治工作方面的才华，都给毛泽东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赞誉他为红军的宣传鼓动家，毛泽东同志在致项英电中还特别指出：“袁政治开展，经验亦多。”

父亲离开延安前，毛泽东同志专门约见他，亲切交谈，同他长谈了数个小时。毛泽东同志说，新四军处在敌伪顽夹缝中，政治工作既要保持、继承红军的优良传统，又要考虑统一战线环境下的特殊性。

华中是国民党长期统治的基本地区，反共分子也多，与新四军的摩擦也将会很多。你们要认真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确定的方针政策，把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对顽军的进攻要自卫反击，还要努力保持合作抗日的局面。

1938年3月29日，父亲率领派往新四军的50名干部从延安出发，途经西安到达武汉。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见到周恩来同志。周副主席嘱咐他说，你到新四军以后，要认真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广泛联系一切赞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人士，特别是要重视运用抗日胜利的捷报来宣传发动群众，进行全民族的抗日动员。

1938年4月26日上午，父亲一行风尘仆仆抵达皖南岩寺新四军军部。这天，军部正在召开挺进敌后抗战誓师动员大会。袁国平径直来到会场，同广大干部见面，发表了即席讲话，传达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新四军的指示，对即将挺进敌后的部队提出了殷切的期望。

父亲英姿飒爽的儒将风度，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听过他演讲的红军老战士李岩60多年后回忆：“各种发言、报告，听了好多，但是从来没有听到像袁主任这样的演说，口才这么好，声音这么洪亮，很有煽动性，听起来特别受鼓舞。”①跟随他一起从延安到新四军的顾鴻老将军说：“袁主任做报告，大家都喜欢听。他要你笑，个个都捧腹大笑；要你哭，个个都流泪，他就有这个本事。”②

呕心沥血

父亲到皖南后，认真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使命和毛泽东同志的谆谆嘱咐，他和新四军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在大江南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同时，发展新四军，开辟和建立根据地。

新四军部队编组仅10天，就陆续向苏南、苏皖边、皖中和皖东敌后挺进，完成了在大江南北的战略展开。在创建抗日根据地过程中，部队也不断发展壮大。其中，由苏南派第四、第六团及游击武装一部沿江占领苏北沿江地带，改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为向苏北发展打下了基础；由皖南渡江到皖中的有3个营（即军部特务营、第四团第一营、第五团第三营），成为江北游击纵队和挺进团的骨干和基础，将第四支队扩编为第四、第五两个支队，后又建立了第六支队；成立教导队、教导总队，父亲亲自兼任教导总队政委，传授红军的传统和八路军的经验，培养干部5000名以上，为新四军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1939年2月，周恩来来新四军视察，与叶挺、項英、陳毅和父亲袁国平等新四军领导一起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到1940年底，新四军由1938年4月编组时的10329人，到1940年底发展壮大为88744人。

在新四军发展壮大过程中，政治工作发挥了重大作用，父亲为此呕心沥血，忘我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新四军是由红军和游击队编组而成的，在三年游击战争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红军游击队通常分散成几十人甚至十几人的小分队各自为战。组建后仅整训数日就深入敌后抗战，部队建设的各项工作，很难正常进行。特别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与红军时期的情况大不相同。为开拓新四军政治工作新局面，父亲袁国平领导了部队进军敌后的动员，两次主持召开新四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对新四军的政治工作提出新要求；参与主持召开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并作《过去党的工作总结及今后党的建设的报告》，对确保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作出部署；主持制定《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使新四军的政治工作更加系统化、条例化和制度化；参与新四军军分会和东南局的集体领导，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和对敌斗争，作出了积极努力。父亲袁国平在新四军工作期间，起草和编印的《新四军政治工作十讲》和《江南敌后游击战争中的军队政治工作》等文献，已成为我军政治工作的宝贵财富。他领导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到前线去，用歌咏、绘画、戏剧等艺术形式向战士和群众宣传抗日。在他的主持下，新四军政治部先后创办了《抗敌报》、《抗敌》杂志和《抗敌画报》。

陈毅伯伯曾经告诉我，父亲还受叶挺和项英的委托，主持并参与了新四军军歌的创作。他按照项英提出的“新四军军歌应是全军昭示天下的宣言书，是全军的行动纲领，军歌要能使全军都明确我们的奋斗目标”的要求，在参与集体创作歌词的同时，还和作曲家何士德商量搞好曲谱。父亲向何士德着重说明了歌词产生的背景，详细地讲述了皖南的战略环境、新四军的作战方针，强调歌词要突出东进抗敌和向敌后进军的思想，谱曲时要加强战斗气势。父亲还强调，将歌词第一段最后一句“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和第二段“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重复两次。③父亲在听完第一次谱曲后，又提醒曲作者，新四军军歌的曲调应高昂雄伟，要有一往直前的进军气魄。何士德按这个要求写了第二稿。在1939年7月1日试唱时，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首长和参加听的其他同志一致认为符合要求，当即定了下来。曲作者何士德事后讲道：“在军歌谱曲的过程中，对我有启发的主要是袁国平主任。”④

1940年1月，父亲袁国平主持了关于话剧《繁昌之战》的讨论，并发表了《论<繁昌之战>及今后戏剧创作的方向》，对戏剧创作的方向、剧作家的政治修养和艺术修养等讲了自己的见解。著名学者王元化和新四军老战士王于耕阿姨等都对我说，文章内容和毛泽东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强调的坚持文艺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精神完全一致。皖南事变前夕，父亲还亲自创作了《别了，三年的皖南》歌词：“刺刀闪光，子弹上膛，挺起胸膛开入敌后战场，别了，三年的皖南……”并由任光谱曲。这首悲壮的战歌，见证了江南新四军离开皖南、北渡长江、向东发展、开辟苏北的战斗历程。

父亲的组织性很强，到皖南后，在远离中央、通信不便的困难情况下，他总是想方设法向党中央、中央军委报告情况，请示工作。如，1939年2月，新四军第二次政治工作会议召开前，父亲就向中央军委、军委总政治部发电，请示方针⑤；会议刚开过，正逢周恩来同志到皖南视察，他当面向周汇报并请代为向中央军委转报⑥；3月，他和副主任邓子恢联名，给毛泽东、王稼祥、谭政等首长写信，报告会议经过及情况、新四军政治工作和军政治部工作，同时将会议材料及新四军出版的报纸上报，希望得到指示并多介绍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经验⑦。由于未见批复，他又以个人名义于4月15日，向军委总政治部王稼祥主任写信，再次报告。⑧与此同时，他还托到中央党校学习的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向中央领导面报⑨。不难看出，父亲当时希望得到中央及时指示精神的迫切心情和正确态度。这正是他得以成功开拓的新四军政治工作，既能适应统一战线条件下的特殊环境，又保持了红军光荣传统的关键所在。

血流皖南

1941年1月14日晚，父亲在皖南事变突围中，身负重伤，躺在突围部队前进的路旁。当他被军部卫士连副连长李甫及战士们发现时，浑身血肉模糊，不能行走。他睁开眼睛，吃力地对李甫说：“战士们都是革命的种子，要赶快突围，把他们带出去……”“你们走你们的，不要管我了！”战士们不肯把首长丢下，就用树枝简单地扎了副担架，抬着他走。天亮前（约早晨5点）赶到青弋江南岸。渡河时，被堵截的敌人发现，密集的子弹射来，抬他的战士一个个倒下，父亲也掉进水中。战士们前赴后继地把他抬起，边抬边打边强渡，激战约40分钟才到达对岸章家渡。此时，100多人的队伍就只剩下三四十人了。父亲由于在渡河时再度受伤，身体极度虚弱，战士们喊了半天才醒来。他挣扎着把一笔记本和7块大洋交给李甫，断断续续地说：“你们赶快突围……不要管我了…否则一个都出不去……替我向组织上汇报。”并指着大洋说：“这是党费……”当战士们泣不成声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父亲袁国平已悄悄摸出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扳机，践行了他在皖南部队突围动员时所讲的“如果我们有100发子弹，要用99发射向敌人，最后1发留给自己，决不当俘虏！”的誓言⑩。

皖南事变后不久，我伯父袁醉如找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询问袁国平的下落。办事处主任伍云甫向八路军总部请示后，受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委托，告诉伯父说：“袁国平同志在皖南事变中英勇自尽，壮烈牺牲。”后来，李甫发表了《回忆皖南事变中袁国平同志牺牲的经过》的文章，记录了他和卫士连的战士发现袁国平受伤、牺牲的经过，以及向时任新四军七师政委曾希圣汇报的全过程。

人民没有忘记

我母亲邱一涵和父亲一起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并肩战斗十几年。父亲的牺牲使她受到沉重打击，加之战斗负伤和工作劳累，积劳成疾，不幸于1956年病逝。江苏省委常委会决定将我交由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叔叔代管。上世纪60年代初期，江叔叔带我去看望时任华东局第二书记曾希圣，曾叔叔在谈到父亲牺牲的情况时，对我说：“你爸爸真了不起，情愿自己牺牲也不连累战友、不当俘虏。人家都是战士为了掩护首长而牺牲，而你父亲却为部下、为战士而英勇自尽，世上少有。” 江渭清叔叔说：“恐怕也就这么一个。”后来，父亲的战友们把对我父母的怀念之情都倾注在对我的关爱上。他们不仅在生活上关心我，更是用父母的优秀品质和事迹教育我，为我指点成长的方向，铺设成长的道路。朱德伯伯曾对康（克清）妈妈说：“小袁也是我们的孩子，叫他来北京，我们管起来！”恩来伯伯教导我“要学习你父母亲的优秀品质，不要迷失政治方向”。陈毅伯伯、张茜阿姨对我说：“你父母都不在了，我们跟他们一样就是你的父母，我们家就是你的家。”粟裕叔叔、楚青阿姨在家里为我安排了住的房间，使我成为粟家的一员，楚青阿姨还亲自带我到医院看病、检查身体。钟期光叔叔、凌奔阿姨甚至于连我的儿子都关心到了，俨然负起做爷爷奶奶的责任。张震叔叔总是在我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为我引路导航。还有张爱萍、王平、刘先胜、乔信明、陈同生、林颖、于文兰等许多叔叔阿姨都像父母亲一样关爱着我。

新中国成立不久，时任华东军区司令员的陈毅指示领导机关，报经中央军委批准，派人赴皖南寻找我父亲袁国平与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的项英、周子昆的遗骸，于1955年6月15日重新安葬在南京雨花台旁的望江矶，定名为皖南事变三烈士墓。1956年11月2日母亲邱一涵病逝后，南京军区暨江苏省委根据她的遗愿将她与我父亲袁国平合墓。2001年，在父亲牺牲60周年之际，当年的战友们为他塑立了铜像。2006年5月26日在父亲100周年诞辰纪念时，经中央领导批准，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袁国平文集》，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人物传记片《父亲·将军》，纪念袁国平百年诞辰座谈会也分别在江苏南京和父亲家乡湖南邵东县举行。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同志还在《解放军报》发表《追忆袁国平同志》的文章，讲到国平老首长身负重伤，为不拖累部队行动，将生的希望留给战友，突然举枪殉国，壮烈牺牲的壮举，表达了对我父亲袁国平的深深怀念。如今党中央又以中国人民觧放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同时发表文章，对我父亲袁国平的革命业绩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这都说明，党和人民没有忘记用热血和生命尽忠于她的儿子。

当我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就被父亲从出生地皖南送回了湖南老家。那时，正是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时期。岁月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流逝了，然而，父亲的身影在我的眼前却变得越来越清晰……

注：①见人物传记片《父亲·将军》中对新四军老战士的采访。②同上。③见王辅一著《为将帅书写辉煌》第20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出版。④同上。⑤⑥⑦1939年3月袁国平、邓子恢关于新四军的政治工作致毛泽东、王稼祥信。见《新四军·文献》（一），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出版。⑧⑨见袁国平1939年4月15日给王稼祥主任的信（原件存中央档案馆，笔者存有复印件）。⑩见李甫《回忆皖南事变袁国平同志牺牲的经过》，邵阳党史通信86-1；《民政工作》1983年第4、5期合刊；中共淮南市党史征集办公室1982年5月采访稿（笔者存有原始稿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