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老板郑有荣

办工厂支援新四军

郑有荣出生在浙江宁波柴桥镇的一个手工业工人家庭。他13岁离家去安徽芜湖市大有丰五五电料行拜师学艺。由于他好学上进，满师不久就独当一面，又因组装出安徽省第一只电台，被升为部门经理。“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入侵中国，不久芜湖沦陷，企业倒闭停业，工人失业。1942年春，他到上海办起了万利电机厂。当时没有电力，他就手摇脚踏；没有原材料，就寻找边角余料；没有客户，就亲自到各商店登门拜访；技术上有难题，他带头钻研，与员工们一起艰苦创业。
　　1944年春，上海电话公司工程师陈天宝（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任上海市电信局副局长）看他有爱国思想，要求进步，就介绍他与新四军七师采购员做生意。他表示：凡新四军抗日所需物资，万利电机厂能生产的就自己生产；不能生产的如钢材、药品及通讯器材等，就以万利电机厂名义向外采购，只要抗日救国我什么都可以干。经过一段时间合作，七师领导对他办事认真，每次任务都完成得很好，表示十分赞赏。1944年夏，组织上邀请他去七师根据地——安徽无为县参观访问。期间，七师军工生产负责人蔡辉（解放后任上海市财委副秘书长）、吴锦章（解放后任上海市外贸局副局长）两同志与他进行了多次交谈。七师政委曾希圣同志还亲切接见了他。郑有荣看到抗日根据地军民团结抗日，生机勃勃，受到极大鼓舞，决心要参加共产党，跟着新四军一起抗日。他的想法和要求立即得到蔡、吴两同志的热忱欢迎。郑有荣回沪后将万利厂“一分为二”，一部分由他兄弟郑定荣带队，动员技师张孝友，艺徒黄春生、胡永贤等十余人，于1944年冬，前往七师根据地参加军工生产，制造枪炮、弹药；一部分留在上海，继续进行生产和为新四军采购抗日所需物资。1945年春，他带着家属前往七师所在地汤家沟镇安家落户，开办电池厂。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党中央决定新四军主动北撤，七师军工生产也随部队北撤，郑有荣服从蔡、吴两位领导同志的安排，带一部分人回上海，恢复和发展万利电机厂。
　　办好红色工厂
　　1945年10月，郑有荣回到上海后，按照党组组的要求，收购了江宁区归化路75—79号原中华职业技工学校校办工厂的厂房；动员上海电星电料行、大新电业厂、允泰胶木厂的老板投资入股，组成股份制企业，恢复和发展万利电机厂，生产变压器等电讯器材。
　　1946年3月，蔡、吴两同志先后来信要他去高邮汇报工作。组织上要他注意保护自己，保护工厂，把万利厂办成一个红色地下工厂，并让他和七师上海工作负责人沈君常同志（解放后任安徽省商业厅长）会面，确定沈作为党代表兼职参与万利厂工作。有了党组织的直接领导，郑有荣感到非常高兴。离开高邮时，蔡、吴两人把一张亲笔写的字条，放在手表内，要他设法交给上海市商界头面人物——篑延芳先生，向其领取一笔款子，立即办理一批物资的采购。郑到上海后，机智地与篑先生迅速会面，篑见表内字条立即将两根金条（二十两）交给郑有荣。郑很快采购好这批物资，按约定通过交通直接送到了目的地。沈君常回到上海时说，领导上对他这么快就完成了任务十分满意，并指示他，在芝罘路增设一个门市部，扩大经营范围。
　　1946年七师从高邮运到上海的一船粮油物资，在吴淞口被国民党关卡扣住。为了营救被扣人员及物资，郑有荣立即前往“淞沪警备司令部”，在其周旋下，花了八两黄金，被扣人员才获释，船也获放行，但物资还是被没收了。1947年春，他以发展和扩大生产为由，与协理兼会计吴吉帆（中共地下工作者）、工程师许毓嘉商量，自行设计和组装长短波两用收音机，于当年夏天成批投产。这年秋天，淮南支队派采购员姚安祥同志来厂订购收发报机。郑有荣接谈后，立即生产收发报机部件，采购关键元器件，秘密进行组装，三个月就完成了第一批8台的组装任务。一天，正在测试时，两个国民党特务气势汹汹地跑到厂部，质问：“你们厂与苏北来人做什么产品生意？”郑有荣镇静地回答：“现在我们没有苏北客户，当然只要我们有货，客户愿意出钱，做生意是不分东南西北的嘛！”为打乱特务思路，他又机灵地问坐在他对面的会计吴吉帆：“我们客户中有没有苏北人？”吴答：“没有，全是上海的。”特务问：“那你们这里怎么经常听到滴滴答答的声音？”郑说：“我们生产收音机嘛！测试中肯定有这种声音，你们可以到车间去看一看。”特务在车间看不出有什么可疑之处。郑机灵地说：“这产品的质量不错，可与外国货比美，你们需要可以拿去试听。”杨国璇、叶永丰二人马上明白了郑的意思，顺手拿出包装好的两台收音机，两特务白拿了收音机扬长而去。郑立即叫杨、叶二人将收发报机转移到另一地方测试。测试完成后马上送到指定地点。第一批任务完成后，上海电话公司地下党支部书记陈天宝又交给他第二批生产任务，送往浙江四明山我军驻地。
　　解放后，郑有荣以一名普通共产党员的身份，兢兢业业地做好工作。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于1990年春正式公开郑有荣党员身份，批准他离休，享受局级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