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新四军，首先就要研究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因为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是新四军的源头和前身。而新四军则是对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红军游击队的传承和发展。
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被迫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中央红军主力撤出根据地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以项英为分局书记兼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陈潭秋为组织部长，瞿秋白为宣传部长，贺昌任政治部主任，龚楚（后叛变）任参谋长；同时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陈毅为主任，梁柏台为副主任；留下红24师、独立团及地方游击队约1.6万余人，加上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红军伤病员，共3万余人（其中伤病员有2万多人），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坚持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共中央赋予他们的任务是掩护红军主力转移，保卫中央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扰乱敌人的进攻，准备将来配合红军主力，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反攻，恢复和扩大中央革命根据地；同时，还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4个县域之间的“三角地区”，作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最基本的地区和必须最后坚守的阵地。
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春，是红军和游击队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的阶段。一开始，红军游击队没能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及时实行战略转变，开展游击战争，而是继续打阵地战。在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进攻下，中央苏区的形势急转直下，红军主力长征前剩下的宁都、长汀、瑞金、归化（今明溪）、于都、会昌等县城及重要集镇，到1934年11月底均落于国民党军之手，留下的红军和游击队受到很大损失，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陷于极度困难之中。
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中央分局经过多次讨论，认为必须彻底改变斗争方式，并多次致电中央，要求给予具体指示。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于1935年2月5日给项英和中央分局发来了“万万火急”的电报，指示中央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为适应游击战争的环境，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军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英为主席，等等。中共中央还向苏区中央分局通报了遵义会议的情况。项英接到党中央的电报后，立即召集中央分局会议传达讨论，并同陈毅等一起研究精简机关部队、改变斗争方式的部署。陈毅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有突围，冲杀出去，才有希望。陈毅的意见被采纳。会议确定中央分局只保持项英、陈毅、贺昌3人的集体领导，其他领导干部立即分散转移去各地领导斗争，有病的去各地就医。随后，中央分局、中央军区便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兵分九路向外突围。
在突围过程中，各路都遭到很大损失，贺昌、阮啸仙、何叔衡、毛泽覃等相继壮烈牺牲；瞿秋白、刘伯坚等被俘后，坚贞不屈，慷慨就义。九路突围虽然付出了惨重的牺牲，但也保存了分区进行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
1935年3月底，项英、陈毅等历尽艰险，到达赣粤边中心区域油山，与赣粤边特委书记李乐天、副书记杨尚奎等会合。随后，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少共赣南省委书记陈丕显率领部分突围部队也到达油山，共汇集300余人。这样，项英和陈毅便确定以油山为中心，建立赣粤边游击根据地。他们将赣粤边地区分成5块游击区，将在赣粤边的红军和游击队分成4个大队和若干小队，分散开展游击战争。与此同时，闽北地区、闽东地区、闽粤边地区、皖浙赣地区、浙南地区、湘南地区、湘鄂赣地区、湘赣地区、鄂豫皖边地区、闽中地区、鄂豫边地区、琼崖地区等，都紧密依靠群众，开展了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游击斗争。以上15块游击区，分布在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8个省的160个县。
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特殊斗争。由于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清剿”和保甲制度的控制，各游击区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无法得到及时的指导，不了解斗争全局和党的政策的变化，只能独立支持，各自为战。这对游击区的领导者是个严峻的考验。由于旷日持久的游击战争，又是发生在曾经进行过土地革命的地区，复辟的地方封建势力同国民党军队互相勾结，疯狂地进行反扑。对南方游击区，国民党蒋介石一直视为心腹之患，他们不仅以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兵力，围困和“清剿”红军游击队，而且采取阴险的瓦解和隔离政策，实行“连坐法”，以至移民并村，制造无人区，力图隔绝游击队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企图把红军游击队困死饿死，斩尽杀绝。
敌人的“清剿”给南方红军游击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他们长年战斗在荒山野岭之中，过着“天当被，地当床，树皮野菜当干粮”的生活。陈毅在《给罗生特同志的信》中深有感触地说：“这三年游击战争，是我在革命斗争中所经历的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整年整月的时间，我和我的同伴都没有房子住，在野外露宿。大风大雨大雪的日子，我们都在森林和石洞里度过。风餐露宿，昼伏夜行，是我们生活的常规。敌人采取搜山、烧山、移民、封坑、包围、‘兜剿’等等手段，进行最残酷的‘围剿’。我们对付的办法是依靠群众的支援和掩护，开展灵活的游击战争，这种游击战术达到了最精采的阶段。南方的三年游击战争，也同二万五千里长征一样，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不可战胜的伟大革命力量。”
在非常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南方红军游击队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坚韧的斗争精神，谱写了革命英雄主义的壮歌。各游击区和红军游击队都采用高度灵活的游击战术，利用各省边界地区的有利地形，以山地为依托，避强击弱，昼伏夜击，化整为零，集零为整，声东击西，神出鬼没地开展对敌斗争。
红军游击队不仅要同强大的敌人作殊死的斗争，还要同内部的动摇分子作不懈的斗争。原任中央军区参谋长的龚楚，1935年春带领红24师71团从于都南方突围，到粤北乐昌、湘南宜章附近后，可耻地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决定利用这个叛徒，便封他为“剿共游击司令”，给他配备了一支卫队，要他到北山来破坏红军游击队的指挥中枢。10月中旬，龚楚将他的卫队伪装成“红军游击队”，带到北山天井洞，骗取了在这一带活动的红军游击队的信任，后借开会之机，残杀了许多游击队干部。指挥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原中共湘赣边省委书记陈洪时、皖浙赣边区的特委负责人王弼等也先后叛变。这些叛徒对红军游击队的活动规律及战术都非常了解，因而危害很大。当时在南方游击区坚持斗争的指挥员们处境极端危险，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
为了鼓舞指战员们的革命斗志，战胜各种困难，坚持斗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项英和陈毅以很大的注意力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他们经常对指战员进行理想信念、革命前途和革命气节教育，积极提高指战员的素质，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牢固树立依靠人民群众的观念，同时，处处以身作则，充分发挥个人的表率作用。正是这样，他们在残酷的斗争中，巩固了自己的队伍，度过了三年游击战争最艰苦的岁月。
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南方游击战争开始进入向国共合作抗战转变的阶段。这时，蒋介石虽然已经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但是却实行“北和南剿”的方针，加强对南方各游击区的“清剿”。各红军游击队一方面对国民党军队的“清剿”继续进行有力的反击，另一方面经过中共中央和各地方党的领导人在谈判桌上同国民党进行复杂的政治斗争，迫使国民党军队逐步停止进攻。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最终以国民党“清剿”的失败而结束。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初期，它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吸引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及其邻近根据地周围，钳制和消耗了国民党军队的大量兵力，有力地掩护和策应了主力红军和中央领导机关的战略转移，并给进犯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在尔后的三年中，它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锻炼出一支坚不可摧的革命武装。抗日战争爆发后，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汇合成为驰骋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发展成为华中敌后抗击日寇的主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