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根据党中央“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向南巩固”的战略方针，坚决打破国民党的百般限制和阻扰，在开展江南抗战、完成东进淞沪作战任务的同时，利用韩德勤与“二李”（李明扬、李长江）的矛盾，成功地与“二李”建立了抗日反韩的统一战线，使新四军得以北渡长江，在江都“三桥两荡”地区建立了抗日桥头阵地。
面对错综复杂的抗战形势，为打开苏北抗日的局面，陈毅、粟裕等领导同志经过反复考虑，决定东进黄桥，开辟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其主要理由是：一、黄桥处于靖江、如皋、海安、泰县、泰兴等县的中心，以黄桥为中心建立根据地，便于向通、如、海、启发展，与我江南部队相呼应，控制长江通道，威胁日伪；二、盘踞黄桥一带的保安第四旅何克谦部，一贯勾结敌伪，积极反共，敲诈勒索，久失人心，而且战斗力较弱，易于歼灭；三、该地区在内战时期曾是我红14军的革命策源地，党在群众中留有深刻的影响，群众基础好。抗战以来，地方党组织已经恢复，正积极宣传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斗争。
积极开展救亡斗争，为新四军东进抗日奠定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于1937年11月侵占了苏北沿江地区各个城镇。1940年元月，日本侵略者侵犯泰兴后，到处烧、杀、抢、虏，无恶不作，犯下了滔天罪行。驻防泰兴地区的国民党军队非但不抗日 ，反而欺压百姓，借机敛财。面对日军的暴行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泰兴人民不畏强暴，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斗争。
一是恢复建立党的组织，加强对抗战的组织领导。中共苏北特委于1938年12月派陈扬、金求真到泰兴开展活动，于1939年2月，建立了中共泰兴县临时工作委员会，由金求真任书记。1939年9月正式成立泰兴县委。泰兴县委在广大农村恢复建立党的组织，在工人、农民、进步青年中发展党员。从1938年12月到1940年初，泰兴地区由三个区委增加到五个区委，党员数量从60多人迅速发展到180多人。
二是发展壮大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泰兴县委把原先的战时工作团改组为抗日青年工作团（简称青工团），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到1940年初，已发展到2400多人，几乎每个区都有青工团分团。青工团作为公开的群众组织，为各地农民、妇女办夜校，办识字班。组织若干个宣传队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的主张，介绍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坚持抗日，英勇杀敌的事迹，使人民群众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在党的支持下，陈玉生领导的抗日部队从500多人扩大到1000多人，并利用党组织在部队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为后来编入新四军部队做好组织准备和思想准备。
三是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泰兴县委主动与社会各界民主人士加强沟通与联系，动员他们参加抗日救亡斗争，为消灭日本侵略者捐粮捐款、献计献策，还派出敌工人员到驻扎在泰兴的国民党部队中开展策反和统战工作。在黄桥附近，通过何克谦部的七团团长的关系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工作队，派人到该团建立的十八乡联合办事处里去做统战工作；还在该团团部建立了党小组，从他们的内部搜集各种情报，了解何克谦部队的动态，及时向中共苏北特委汇报。黄桥镇党支部通过与黄桥驻军的关系，了解何部在黄桥驻军的情况和何在黄桥的动态，绘成地图上报等，这些都为苏北特委和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了解真实情况，下定东进黄桥的决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紧密配合新四军开展群众性抗日斗争，不断发展壮大抗日力量
新四军刚进驻黄桥时，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热烈拥护和大力支持。但也有一些中上层人士因受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宣传，对我党我军有各种各样的误解，甚至有恐惧心理。针对这一情况，泰兴县委领导同志与新四军指战员利用各种机会，采取多种形式，通过各种关系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教育活动。新四军进驻黄桥的第三天，陈毅同志亲自召开了全镇各阶层人士会议，阐明我党我军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方针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用大量的事实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投降，对我党我军造谣中伤的罪恶行径。
陈毅同志亲自做中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为各级党员干部树立了光辉典范。泰兴县委坚决贯彻执行团结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和打击顽固势力的统战政策，除对极少数汉奸和坚持反共的顽固分子外，对一些历史上有罪恶或者有反共成见的人，只要保持中立，都尽可能地争取他们，对进步人士加以信任和使用。新四军进驻黄桥后立即成立了苏中区党委，使地方党组织由过去秘密活动转为公开活动，各地也都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党政组织的建立对于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宣传我党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方针，鼓励和调动人民抗日救国的积极性，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新四军领导机关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在黄桥中学召开了军政干部大会，陈毅同志作了实行劳资两利，开展减租减息和关心群众生活，充分发动群众的报告。要求大家既要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又要注意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号召部队指战员战时打仗，平时做群众工作。新四军指战员每到一地，每住一处，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帮助群众挑水，扫院子，从事生产劳动，和群众打成一片。群众称赞新四军是人民自己的军队，“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的歌声在群众中普遍流行。许多青年纷纷要求参军抗日，仅两个月时间，就有3000多青年参加了新四军和县区地方抗日武装。
泰兴县委利用新四军东进黄桥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有利时机，积极开展民运工作，层层建立抗日团体，在很短的时间内，黄桥方圆几十里，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等各种抗日的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一样纷纷成立起来。黄桥镇及其周围乡村各种抗日的群众组织发展更为迅猛。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学生、教师、商人都组织抗日协会，儿童也成立了儿童团，全黄桥镇一万多人口，就有6000多人参加了各种抗日团体。
全力支前，踊跃参战，有力保证黄桥决战的胜利
新四军进驻黄桥开展抗日斗争，是正义之举，而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却挟其优势兵力进犯黄桥，企图消灭我抗日武装。面对韩德勤大军压境，苏中党政军民齐心协力，与其决战到底，奋力保护抗日根据地。
新四军领导和泰兴地方各级党政干部深入到群众之中，通过举行报告会、干部会议、社会各界座谈会等形式，向人民群众反复阐明与韩德勤决战的六个有利条件:一、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正义的自卫战争，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二、敌人远道而来，我以逸待劳完全处于有利地位；三、我们统一战线成功，得到海安韩紫石和泰州李明扬等人的支持，国民党的中间力量和杂牌军绝不会为其所用；四、我军有高度的觉悟，为人民谋利益，为抗日打鬼子，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与韩德勤的雇佣军有原则上的区别；五、我们有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和广大后方，粮草供应比较充足；六、敌人进入我方包围圈后，我拆毁敌人后方的桥梁，在地形上有利于我，不利于敌。
1940年10月4日黄桥决战打响后，泰兴地区党政军民全力以赴支援新四军抗击顽军的侵犯。许多抗日协会主动给部队带路侦察敌情。泰兴县雁岭乡农抗会会员鞠瑞生，当时仅17岁，当顽军大队人马接近雁岭乡的时候，他爬到树顶上眺望，用手向新四军指战员示意，要部队迅速在高粱田里埋伏起来，等顽军到达时进行围歼。黄桥镇西挖尺沟的农民黄茶灿，在顽军李守维部队进庄时，跑到三里庄新四军驻地报告敌情，并为新四军带路向西挖尺沟出击。他看到有个排长负伤了，就到村里找来三个人，把这个排长抬到三里庄包扎后又送到伤兵医院。10月6日，顽军将古溪镇附近戴家院子界河上的木桥拆除，砍光河南边的庄稼、树木，把河北边的观音庵作为指挥所，企图进攻新四军。这时，紧靠桥口南边的农抗会会员李宏寿、徐长贵，看到新四军在开阔地里向敌军反击，造成了人员伤亡，他们就向新四军指战员喊话，提醒部队从东边的一条南北沟潜行迂回到桥头，利用他们两家的房屋作掩护，架起机枪，横扫桥北的顽军，很快摧毁了敌指挥所，消灭了顽军火力点。黄桥周围乡镇组织和农会团体，组织了担架队，帮助部队抢救、运送伤员。黄桥西郊的殷坍乡木匠顾金贵，用家里的木料赶做了六副担架。我军有一个营长在东口子作战负了伤，顾金贵立即上前抢救营长，送到后方医院。至于给部队送茶送饭的生动事例，更是不胜枚举。周家庄的妇抗会会员周孙氏、孙秀兰婆媳俩，守在离火线里把路的家里，烧茶煮饭，还拿出家里的酱菜一次又一次冒着枪林弹雨，送到前沿我军战壕里。黄桥镇上60多家烧饼店的工人夜以继日做烧饼，保证前线需要；各商店货架上的月饼，也送往前线；青年、妇女、儿童也都参加了各种慰问活动。远离黄桥几十里的地方，千家万户也赶做油饼、烧饼，车推担挑从四面八方送往前线。大路上小路上送烧饼的人群络绎不绝。经过两天两夜的激战，黄桥决战取得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