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长清，曾用名周章宝，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1918年出生，1935年参加红军，1938年随老六团北上抗日。
我是抗战时期在阳澄湖常熟一带养伤的新四军伤病员中的一员。那时老6团奉命北渡长江转移到苏北。我们这几十号伤病员奉命留在当地继续治疗。这些人中绝大部分是我们闽东籍老乡。我们痊愈时，因日军严密封锁长江，无法归队。按上级指示，我们在地方党组织的协助下，搜集了部分枪支弹药，组织起了一支小部队就地打游击，称为“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司令部”，当时仅有司令部和一个特务连，我在特务连当班长。这支由伤病员组成的小部队，在阳澄湖畔坚持斗争的事迹，后来成了家喻户晓的沪剧《芦荡火种》、京剧及电影《沙家浜》剧本创作的原型。
“东路司令部”成立后，我们在常熟、无锡、太仓一带打游击，很快建立起了一块抗日根据地。我们一面抗击日寇、打击号称“忠义救国军”的土匪队伍，一面发动当地群众扩充抗日武装力量。不到半年时间，“东路司令部”就发展到了下辖三个支队5000多人。不久，军部派原新四军3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化名林俊）来到“东路司令部”任司令员，将三个支队改编为52、53、54三个团和一个教导队。这时，我从特务连调到司令部，当谭震林的警卫员。
在跟随谭震林司令员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从他身上亲身感受到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他平易近人、关心同志的优良作风。他不仅要求我们警卫员和短枪班的同志每天要用两小时学习文化，还经常抽空给我们讲述毛主席领导红军在井冈山斗争的故事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和抗日战争的前途，大大鼓舞了我们抗战必胜的信心。
当时斗争的环境很险恶，打仗时他总是靠前指挥，敌人的子弹常常贴着他乱飞，可他却沉着镇定，这种情景常让我们警卫人员为他担心受怕。在一次党小组会上，我向他提意见，说他身为东路军领导人，打仗时却老喜欢跑前面去，不注意自己安危。谭震林同志说：“你这个意见我不能接受。一个指挥员，必须到前面去亲自观察战场情况，才能决定正确的作战方案。作为一个指挥员，情况越危急就越要沉着。”同时他还对大家说：“你们将来也要当指挥员，可不要把这个优点当缺点啊!”我们听了很受教育。
皖南事变后，谭震林任新四军第6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扩编后的6师在苏南和苏、浙、皖交界地区的太仓、无锡、常熟、丹阳、溧水、广德、临安一带，建立了大片抗日根据地。我们一面与日军作战，一面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迫使苏南地区的日军撤出外围小据点，退缩到城市。
1941年9月的一个夜晚，谭震林同志和我们从16旅驻地溧阳返回师部。因铁路已被敌人封锁，我们找到一艘木船沿水路在凌晨4点左右抵达无锡荡口镇。该镇原先是我们的根据地，还设有我方镇公所。不料，那时已被日军占领，我们一登岸，只见一家米店的伙计正在开铺门，见我们上岸惊讶地问：“你们要到哪里去？”话音未落，短枪班的一个同志就对他训斥道：“你问这些干啥！”该伙计马上关了铺门。上岸后，谭震林同志让我和短枪班两个同志先去镇公所弄点吃的，其他人在岸边休息。当我们三人走近镇公所时，看见有两个人站在大门边，我们以为是区中队的同志在站岗。可走近一看，竟是鬼子兵。因事发突然，双方都愣住了。鬼子哨兵反应过来，急忙转身推开大门朝里边大喊，里边应声冲出四五个还穿着短裤的鬼子。情况紧急，我们已来不及回去报告，就朝鬼子开了10多枪，随即向北门方向撤退，鬼子在后面紧追。在北门口，我们打死了鬼子的哨兵后，向农村方向冲出去。因天未亮，日军不知虚实，不敢出镇，只在镇北架起机枪盲目扫射了一阵。我们冲出镇区约两华里，回头一看，发现谭震林等同志没有跟上，我们焦急地在附近农村找了一天，也没找着，于是我们三人认为还是先回师部汇报。当我们到达师部时，发现谭震林等同志早已安全回到了师部。原来，当我们在镇公所打响时，他们发现情况有变，就从一个小巷子冲出西门，才脱了险。第二天，保卫科长找我们谈话，批评我们没有保护好首长，指出我们冲出北门是错误的，并考虑要调换我的工作。谭震林同志知道后，把保卫科长叫去，当着我们的面对他说：“不要批评他们了，我们还以为他们都报销了！这次遇险，我要负责，师部没有把情况搞清楚，要不是他们三人向北门冲出，吸引鬼子的注意力，我们是很难脱险的。”我们听了很感动，主动向谭震林同志作了检讨。谭震林同志批评了短枪班那个训斥米店伙计的战士，说是那个伙计本来想告诉我们镇上有鬼子，因为训了人家，他就不敢讲了。
1942年春，苏南地区日军调集兵力向我根据地进行“清乡扫荡”，占领了交通要道各大村镇，修筑碉堡炮楼。为了应对鬼子“扫荡”，师部选调一批老战士和班排干部组成便衣侦察队，我被调到便衣队当班长。便衣队员经常以二三人为一组，化装成当地农民、小商、市民，暗佩短枪，进入城镇和敌人据点附近侦察敌情，镇压铁杆汉奸。常州南面有个大镇，镇里有个资本家叫黄阿大，日军占领该镇后，他当了镇长。我们便衣队找了他几次，终于把他争取过来，答应为我们提供日伪军情。有一天，我带两个侦察员去该镇办事，得知当天镇长的女儿出嫁，正办喜筵，伪军团长和副官等都去赴宴。我们与镇长相识，正好趁机了解点情况。到现场一看，参加喜筵的足有100多人。镇长见我们到来，不仅热情相迎，还向伪团长介绍说：“这三位是我城里来的亲戚。”席间伪团长几杯酒下肚，就大放厥词，说在“匪区”扫荡，“共匪”被打得到处乱窜，还说什么“共产党就是共产共妻”。镇长赶忙举杯向大家敬酒以转移话题。自我从14岁参加红军游击队以来，从未听到什么人敢公开讲共产党的坏话。如今这家伙竟敢当众污蔑我们党，我越听越恼火，趁大家敬酒之际，给同伴使了个眼色，同时拔出手枪向敌人打去，我一枪打死一个卫兵，他们俩打死了伪团长和另一个卫兵。枪声一响，宾客大乱，我们三人趁乱冲出门外。我们回师部向师参谋长夏光汇报时，参谋长说：“你们打死伪团长，按理说并没有什么错的，可是你们的任务是搞情报的，这样一来，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情报点就被破坏了。以后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冷静对待，不能凭感情用事。”第二天我才知道那个镇长当天就被日本人抓去枪决了。我为我们的鲁莽行为感到很后悔。过了两天，谭震林同志见了我们问：“你这个小家伙把一个伪团长打死啦？”我问：“首长，打得不对吗？”他严肃地说：“这个问题，听说夏光参谋长已经跟你们说过了，那就算了吧！”他接着说：“你们听敌人骂我们就来火，敌人他越骂得凶，我们越壮大得快。他们几十万军队向我们进攻，没有搞垮我们，还能把我们骂垮吗？”听了两位领导的讲话，我受到很大的教育，懂得了讲究策略的重要性。
由于我是福建口音，执行侦察任务有许多不便之处。为此，我多次要求调动，后在1943年6月被调到18旅51团7连担任连长，自此离开了谭震林老首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