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与国民党友军的联络工作

1938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在部队中成立联络部的命令》，全文如下：

为增进我友两军友谊，在互助互爱的原则下，保证作战上的配合和长期精诚团结，决定在八路军新四军及各军区政治机关之内设立联络部，经常派人与当地友军联络，主动的积极的接近友军，疏通彼此间的关系，解释与消除一切不必要的误会，以虚心诚意的态度，交换工作经验。对友军各级干部须采取敬爱的态度，在他们同意与自愿原则之下，进行部队的联欢、相互参观、帮助工作等。

野战、军区政治部下设联络部，师及分区政治部下设联络科。联络部（科）设部长、科长一人，联络员一至二人。团及支队设联络员一人，直属于团及支队政治处主任管辖。

各级锄奸局一律改为锄奸部，归各级政治部领导，成为政治机关一个部门。详细工作条例另行颁布。
　　此令
　　主任      王稼祥
　　副主任   谭   政
　　77年后的今天来看这个历史文件，说明当年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对国共两党抗日统一战线，对国共两军团结抗日，态度极端真诚而友好。
　　新四军军部成立时，设立了敌军工作部（简称敌工部），部长林植夫，皖南事变后部长刘贯一，专门做日伪军工作；还成立了统战兼民运部，部长由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兼任，副部长夏征农主持日常工作。对国民党友军及民运工作，即由此部门负责。1942年9月潘汉年到淮南新四军军部后，任中共中央华中局情报部部长、新四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

新四军所属各师，有的按总政治部命令设立了联络部，如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5师前身）政治部的联络部长是张执一，后为夏农苔。第6支队（后为第4师）联络部长是任泊生。有的师虽未专门成立联络部门，但对国民党友军的联络工作都有专人负责，主要领导亲自过问。

新四军从编制序列上来说属于国民党第三战区。该战区中有中央军、杂牌军、地方保安团队、游击队、武装特务部队（如忠义救国军等），情况很复杂。驻于皖南及青弋江以西至江西湖口以东的国民党第23集团军，是中央化的川军。该集团军副总司令兼50军军长郭勋祺，和陈毅是四川同乡，又是少年时代的同学和球友。1926年，陈毅奉李大钊之命从北京返回老家开展党的秘密兵运工作，在川系28军第3师政治部任组织科长。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毅找到时任旅长的郭勋祺，他掩护陈毅安全到达了武汉。1938年春，陈毅代表新四军专程到驻于南陵木镇的国民党50军军部看望郭勋祺，住了三四天。后又到驻繁昌的该军第144师开展统战联络工作。在陈毅鼓励下，郭勋祺夫人罗显功出任了太平、旌县妇女抗敌协会主任。

新四军参谋长兼第3支队司令员张云逸，也亲自到国民党第50军会晤郭勋祺，军部还派出战地服务团和篮球队，到50军开展慰问联欢活动。

郭勋祺从陈毅、张云逸处得知新四军补给困难，送给新四军步枪30支、子弹1万发，指示所属144师送给第3支队子弹3万发。

在皖南抗击日军的几次战役战斗中，新四军和国民党第50军密切配合，互相支援，取得了保卫繁昌的重大胜利。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1941年皖南事变后改编为第5师）对国民党军的统战联络工作也很重视。司令员李先念1939年上半年三次访问了川军第22集团军第45军副军长兼第127师师长陈离，有一次还在该师住了六天，共商友好合作团结抗日有关问题。李先念提出部队初创，一没有电台，二没有该地区军用地图。尽管上峰对这两样军用品控制很严，但由于李先念工作做得好，陈离还是赠送15瓦电台一部和相关军用地图。

川军第29集团军所属第447旅对日作战前，敌情地形不明，李先念特派三人前往介绍情况，提供情报。该集团军驻守湖北大洪山地区三年间，新四军豫鄂独立纵队政委陈少敏，多次派人给该集团军所属部队介绍敌情，主动提供作战情报，多批次收容该部对日作战中失散人员和伤病员。一次，李先念还主动将缴获的一匹日军战马，派人送给该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

西安事变后，原东北军骑2军、第51军、第12军等部队，被蒋介石调到皖北、豫东、苏北等地。新四军主动联络，帮助和推动他们抗日。彭雪枫派纵队联络科长任泊生较长时间住在骑2军，和军长何柱国友好合作，协助该军从洛阳领取的军需给养、武器弹药等通过新四军防区。1940年秋，日寇出动5000余人进犯阜阳等地，骑2军奋起迎击，双方共出动约10万兵力。彭雪枫率新四军深入敌人后方，破坏铁路，毙伤日军1000人，截断了日军后路，给骑2军以很大支援。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委的何柱国撰文回忆说：“在国共两军的密切配合与军民合作下，挫败了日军的进攻，确保了阜阳地区的安全。”

原驻防苏北的第12军，后奉命调往河南，沿途经过新四军的防区。第3师、第4师奉命对该部主动帮助，尽力设法供给该师粮食、蔬菜、军马草料等，使该部官兵深受感动。

国民党军中的桂系比较顽固，但新四军仍主动表示友好，推动其抗日。1939年夏，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亲自到立煌县桂系第21集团军驻地，看望安徽省政府主席兼该集团军总司令廖磊，还应邀给连长军事班教授游击战术。新四军第4支队进入皖中后，主动与国民党各地政府和军队加强联络，还应舒城县县长陶若存请求，派部队剿灭了当地土匪，恢复了社会秩序，推动了抗日斗争。1939年秋，新四军第5支队司令员罗炳辉指挥部队收复了来安县城，派人找回了国民党县长（桂系），充分表明了我党我军主动团结国民党抗日的诚意。

桂系后来倒向蒋介石，积极与新四军闹摩擦。但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940年11月18日致电新四军，指出桂系要保存实力，害怕做反共急先锋会遭到挫败，有动摇心理，要派人去做工作，加强联络，增进感情，争取桂系的一部分对我同情，或在摩擦中守中立。遵照中央指示，第2师、第4师、第7师部对桂系开展公开的或秘密的交友工作，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对国民党嫡系，新四军也主动开展联络工作。韩德勤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江苏省政府主席、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第24集团军总司令。陈毅到苏北后，为了团结抗战，主动给韩德勤写了十几封信。但韩德勤仍与新四军搞摩擦。黄桥战役中韩德勤一败涂地，而新四军和八路军已胜利会师，如乘势解决韩德勤部是完全可能的。陈毅发电报向中央请示。中共中央来电指示，为防止国共关系严重恶化，暂时不宜对韩部采取彻底消灭的方针。陈毅遂主动向韩德勤提出五项和平意见。1943年春，日军万余人“扫荡”韩德勤部和新四军第3师。黄克诚师长和韩部派来的代表经过协商，同意出动部队和韩德勤部配合作战。韩部不得已时可向第3师根据地内转移。日军占领韩部驻地凤谷村、曹甸、车桥后，新四军向日伪据点频频发动游击战，分散其兵力，截断其退路，使韩德勤部免遭全军覆没，充分表现了新四军主动团结国民党军共同抗日的诚意。

国民党第33集团军原属冯玉祥的西北系，驻防于湖北省西北部和河南省南部。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和后来编成的第5师，对该部做了大量统战联络工作，派遣朱大鹏（后改名朱军）、崔济民、林滔、布凤友、王西萍、邱静山等先后进入该集团军任职，共同开展抗日斗争。该集团军对日寇作战勇敢，在蒋介石发动的反共高潮中基本上保持了中立。1940年5月16日，该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与日寇血战阵亡，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追悼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题写了挽词：“尽忠报国”、“杀身成仁”、“为国捐躯”，表达了我党我军对坚持抗日的国民党友军的肯定。

新四军第6支队（皖南事变后改编为第4师）派许天民与国民党第3集团军总司令孙桐萱的秘书朱晦生（1926年入党）接上了关系。支队政治部主任萧望东、敌工部长刘贯一、联络部长任泊生指示许天民和朱晦生：为了团结御侮，巩固扩大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帮助友军坚持抗战，是一个长期的艰苦工作过程，必须广交朋友，团结进步分子，并密切注意国民党军顽固分子的投降分裂反共活动。从1940年到1945年的五年中，许天民、朱晦生和他们领导的20多名中共地下党员，在国民党部署于豫东、皖北、鄂豫皖边区的十几个军、师内部，为推动友军坚持抗日做了大量工作。

第5师派出朱明达、廖光国、胡钟藩、孙成方等人到国民党第5战区独立第1支队做统战联络工作。支队司令戴焕章是地方实力派，虽然出身于地主豪门，但作为一个中国人，主张抗日，对国民党军各派系之间的互相倾轧，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深为反感。朱明达的哥哥朱明善与戴焕章是莫逆之交。1941年3月，豫鄂边区党委书记陈少敏在朱明达等同志陪同下，会见了戴焕章。陈少敏说：“现在，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主张抗日，国共两党两军要团结对外，不要打内战。你和我们往来有困难，我们不要求你做办不到的事，只希望你利用你的身份和影响，推动国民党军抗日，了解一些上层活动提供给我们。”

出于抗日爱国热情，戴焕章采取多报消耗、多领子弹的办法，多次赠送子弹给新四军，从1943年9月至1945年5月，几乎每两个月送一次子弹，总数约计8万多发。第5师政委郑位三要联络部长夏农苔托人转告戴焕章：“你为民族解放做了好事，永远是我党我军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