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民是胜利之本

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驰骋江淮河汉，转战大江南北，经过8年的浴血奋斗，发展成为华中敌后抵抗日本侵略军的一支主要武装力量。到日军投降抗战胜利，新四军已从下山时的不足万人、枪不满6000支，发展壮大到主力21.5万余人，地方武装9.7万余人，另有民兵自卫队96万余人，先后光复国土25.3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420余万，为抗日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彪炳史册的历史贡献。

新四军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成为华中敌后抗战的中流砥柱，原因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共中央为新四军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

新四军成立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新四军的发展方向、作战方针、斗争策略作出了一系列具体明确的阐述。迅速开赴敌后，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大胆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发动民众建立根据地，是贯彻新四军战略发展方针的基本要求。

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发出第一个《五四指示》，对新四军挺进敌后的任务和步骤作出规划，即第一步，先按照第三战区命令向苏浙皖边进军，“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第二步，“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以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兵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

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强调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确立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1939年2月下旬，周恩来抵达皖南视察新四军军部，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发展华中的精神，对新四军正式提出了“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的方针。

1940年5月4日，毛泽东发出第二个《五四指示》，明确指出： “对于反共顽固派的一切反动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我们应提出针锋相对的办法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例如，他们要四、五支队南下，我们则以无论如何不能南下的态度对付之；他们要叶、张两部南下，我们则以请准调一部北上对付之；他们说我们破坏兵役，我们就请他们扩大新四军的募兵区域；他们说我们的宣传错误，我们就请他们取消一切反共宣传，取消一切磨擦法令；他们要向我们举行军事进攻，我们就实行军事反攻以打破之。”《五四指示》还具体交代了反顽斗争的原则：“这种斗争，应从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出发，也就是自卫的原则、胜利的原则和休战的原则，也就是目前每一具体斗争的防御性、局部性和暂时性。”

两个《五四指示》对新四军的战略任务、发展方向、作战方针、内外关系、斗争策略作出了具体深刻的阐述，从战略高度解决了新四军向什么方向发展和怎样发展的两个重大问题。中国新四军研究会前会长叶飞上将对此有十分深切的体会，他认为：两个《五四指示》不仅对当时，而且对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新四军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指引新四军发展壮大的纲领性文献，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光辉篇章。

事实证明，新四军摆脱国民党的限制，放手到敌后发展，犹如龙归大海，如鱼得水。部队按照中共中央的精心策划步步实施，分阶段择机东进北上，取得了迅速的发展。经过一年多的经营，新四军陈毅、粟裕部开辟了苏南、苏中敌后游击根据地，张云逸、罗炳辉部开辟了皖东敌后游击根据地，李先念部开辟了豫鄂边敌后游击根据地，彭雪枫部开辟了豫皖苏边敌后游击根据地，张爱萍部开辟了皖东北敌后游击根据地，初步在华中敌后站稳了脚跟。

二、刘少奇积极贯彻执行了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

在1939年11月刘少奇到华中之前，新四军因片面强调“精兵主义”，致使发展缓慢；由于不敢建立政权，根据地建设步履维艰，广大群众也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刘少奇到华中后，经过调查研究，深刻领会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以纵揽大局的战略眼光，确定经略苏北作为发展华中的战略突击方向。刘少奇通过党中央抵制了屈从顾祝同的压力、命令江北新四军南下的错误观点，在反扫荡、反磨擦、反对党内错误思想的复杂斗争中，理直气壮地发展人民武装，大刀阔斧地开展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权建设，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在南下八路军的配合下，迅速打开了华中敌后抗战“红旗十月满天飞”的崭新局面。

皖南事变之后，中共于1941年1月25日在苏北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新四军部队由原来的6个游击支队扩编为7个正规师。因皖南事变而引发的国共两党政治上的分裂，使蒋介石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哪怕是名义上的“领导”已荡然无存。在以刘少奇为书记的华中局和新军部的领导下，新四军从此完全彻底摆脱了国民党的种种羁绊，独立自主地进行根据地建设，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开办银行、发行钞票、征收税款，发动群众成立各种抗日团体，担负起华中敌后抗战的重任。

为了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克服皖南事变给部队带来的消极影响，使华中地区的党组织和部队更坚决自觉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刘少奇、陈毅、饶漱石先后主持召开多次华中局和军分会高级干部会议，总结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以及过去在建军工作中削弱党的领导、削弱政治工作等缺点，提出了把新四军建设成为正规化党军的奋斗目标，使华中新四军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三、正面战场抗战为新四军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英勇抗战和付出的巨大牺牲，理应得到充分的肯定而载入史册。

1938年1月至1939年九、十月间，国民党军与日军展开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随枣会战和第一次长沙会战等大规模的战役。这几次会战，双方出动人数之多、时间之长、战况之惨、伤亡之大，在中外战争史中确为少见。国民政府竭全国之力，在正面战场顽强阻击日军疯狂的进攻，以草履对付铁蹄，用身躯抵抗枪炮，消耗敌军的大量兵力，壮怀激烈，可歌可泣。

中日军队激烈拼杀之时，正是新四军集结挺进敌后之机。当时，华中敌后国军撤退时遗留下大量枪支弹药和散兵游勇，各类民众武装蜂起，为新四军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由于新四军人员少，武器配备差，饷弹又不济，因此在战斗规模、作战力度等方面与拥有全国行政经济物资以及外援等一切资源的国民党数百万陆海空三军确实没有可比性。面对不可一世、装备精良的日军，新四军只能发挥自身的特长，与敌展开麻雀战、伏击战、游击战，破坏敌人水陆交通和通讯设施，袭击日军据点，牵制和削弱敌人兵力，达到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的目的。而且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正规战场渐渐沉寂，在华中地区新四军主持的敌后战场成了抗日的主战场。1939年底，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副指挥粟裕在接受《申报》记者战地采访时，曾强调指出新四军的作用，说：“可是我们却牵制了对方很多的兵力，过去整个东战场只有七万敌人，而现在南京到镇江的一个地区里他们的兵力就有六万多人。游击队主要是扰乱后方，虽不能即刻把他们整个消灭，但已相当地削弱了他们，使他们作战情绪日益低落，战斗力日益减小，这不是无因的。”

四、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归根结底是得到了敌后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

抗战初期，在华中敌后除顾祝同的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李宗仁的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韩德勤的鲁苏战区副长官司令部、李品仙的第二十一集团军、李仙洲的第十五集团军、王瓒绪的第二十九集团军外，还有冷欣的第二游击区总指挥部、李明扬、李长江的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王仲廉的豫鄂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田镇南的豫南游击总指挥部、程汝怀的鄂东游击总指挥部、戴笠的忠义救国军、陈泰运的两淮税警总团等等背景不一的各类武装，但是到后来，这些打着抗日旗号的部队有不少都偃旗息鼓，甚至转投日军，为民众所唾弃。惟有新四军一支独秀，成为华中敌后抗战的劲旅而赢得民众的信任。广大人民群众为何最终选择了新四军？深究其中，大致有以下诸点。

其一，国民党军队尽管在正面战场顽强阻敌，屡败屡战，但毕竟是丢城失地，节节败退，而新四军尽管人员少、武器装备差，但不畏强敌，迎敌而进，深入敌后，让沦陷区民众从这支队伍身上看到了希望。1938年5月12日，新四军第四支队九团二营一部在皖中巢湖东南蒋家河口设伏，全歼由巢县县城下乡骚扰的小股日军，取得新四军建军后首次对日军作战胜利。紧接着，新四军先遣支队于6月17日在苏南镇江西南的韦岗伏击日军车队，击毁敌汽车4辆，毙日军少佐土井及大尉梅泽武四郎等13人，伤日军8 人，取得新四军苏南敌后首战的胜绩。

在江北江南首战的鼓舞下，新四军第一支队设伏竹子岗首俘日军；第二支队奇袭官陡门；第三支队五次繁昌保卫战；第四支队安合公路伏击日军车队；第五支队三打来安城；游击支队窦楼歼敌；豫鄂游击独立大队鏖战余家店；“江抗”东进苏常太，激战黄土塘、夜袭浒墅关、火烧上海虹桥飞机场……新四军在大江南北的敌后抗战由此展开，使日本侵略军处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其二，国民党军队实行兵役制，强制壮丁入伍，致使军民关系紧张，逃兵数量过大；而新四军推行募兵制，宣传、动员敌占区青年自愿参军，保家卫国，得到民众理解和支持。中共地下党动员上海、江浙沦陷区的大批学生、工人、难民参加新四军，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素质；仅上海一地就先后组织输送近2万名青年以及经济、文化、艺术、医学、技工等各类专业人才自愿到新四军参加部队和根据地建设。

其三，不少敌后国军在曲线救国的遮羞布下，摇身一变而成为助纣为虐的伪军，与日军狼狈为奸，欺压百姓。仅在华中地区，较有影响的就有1939年4月国军第一八九师副师长李宝琏率部投敌，被改编为伪暂编陆军第十一师；1941年2月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副总指挥李长江率所部8个支队投敌，被改编为伪第一集团军；1941年3月国民党江苏省保安第八旅旅长杨仲华率部投敌，被改编为伪第二集团军；1942年6月，苏北4县游击总指挥徐继泰率部投敌，被改编为伪徐州绥靖军第十一旅旅长；1943年4月国民党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率部投敌，被改编为伪暂编陆军第五军；1944年4月，国军第一四四师师长张昌德率部投敌，被改编为伪皖南独立方面军。其余整团整营以下投敌者不胜枚举，而新四军则绝无成建制伪化的丑闻。

其四，新四军所到之处，党政建设随同推进，成立“三三制”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发动爱国民主人士参政议政，实施二五减租、分半减息的政策，惠及贫苦农民，同时颁布保护工商业、保护私有财产和保障人权等条例，也消除了地主富农和工商业者被“共产”的顾虑，因此获得各阶层民众的拥护。

其五，经过10年内战淬炼的新四军广大指战员，谙熟避强击弱、以多胜少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故而在敌后作战得心应手，得以用不断的战斗胜利来赢得民心和军心。据统计，抗战8年，新四军与日伪军作战2.46万次，毙伤俘日伪军47万多人，抗击日军16万人，占侵华日军总数的22％强，抗击伪军23万人，占伪军总数的30％强。为此，新四军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8年抗战新四军共牺牲将士8万余人，其中担任团以上领导的就有350多位。

其六，新四军秉承红军时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风过硬，军纪严明，关怀民众，救民于水火，部队所到之处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戴，形成了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关系。而国军纪律涣散，欺压民众，百姓不堪其扰。最典型的例子是1938年1月，国军甚至以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的手段，来阻滞日军西进，结果给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共计淹没豫皖苏3省44县5．4万平方公里土地，受灾人口1200万，并造成连年灾荒的黄泛区。再如韩德勤部在苏北，连蒋介石都收到属下密报韩军“官兵全失斗志，军风纪荡然，且溃兵为匪，民不聊生，苏北民众反誉匪军（指新四军——笔者注）为救民军，冀早日到达，而苏民困，诚吾人之奇耻大辱”。

兵民是胜利之本。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民心者得天下。以上种种，无不证明新四军在敌后深得民望，这是新四军能够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华中敌后抗战中流砥柱的根本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