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沉痛和敬重的心情，追思萧卡同志不平凡的一生，学习他的高尚品德情操，很有意义。萧老的一生亮点很多，我想谈的是他晚年从1993年起担任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后任名誉会长，直到他今年2月逝世的这20多年间，为《大江南北》杂志出谋划策、排忧解难、促进发展的一些事迹。
1993年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换届，这次换届是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进行的。当时国内外告别革命，否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错误思潮泛滥。研究会新一届领导班子选举产生后，胡立教、夏征农两位名誉会长一再嘱咐：你们要把《大江南北》杂志作为工作重点办好；叶飞同志来上海，也指出，你们不管怎么困难，都要把《大江南北》坚持办下去，而且要办好。
这时，《大江南北》已经办了8年，应该说，在江岚、徐中尼同志的主持下，这个杂志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已经办得很不错，被读者誉为“老同志的知音，青年人的益友”。问题就是发行时上时下，不稳定。当时许多新四军老同志、作者、读者，包括杂志社的同志都希望能将双月刊改为月刊，以扩大社会影响；杂志社为此曾讨论过多次，但下不了决心，顾虑改为月刊后订费增加，发行数会下降，得不偿失。
为稳定、扩大刊物发行量，杂志社从创刊的第二年即1986年起，就陆续在一些有条件的地方建立联络站，以当地新四军老战士为主，帮助杂志社开展宣传、征订、组稿撰稿等工作。1989年，在无锡召开了首次联络站工作会议，会议开得还不错；但费用大，欠了债，以后几年就不敢再开了，联络站的作用也就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面对上述情况，当时杂志能不能改为月刊，改了以后会不会影响发行量，萧卡同志和研究会其他领导都心中无数，没有把握，所以，1994、1995这两年杂志刊期依然没有变，但这两年有两件事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是1993年在纪念杂志创刊8周年的座谈会上，特地邀请了南汇县联络站周炳楚同志和苏州市联络站胡玉成同志参加，他们在会上介绍了开展征订工作取得成效的情况，得到夏老的充分肯定，提出要推广他们的经验。二是当时还有人认为像《大江南北》这样严肃的杂志，发行越多亏损越多，只能靠办“三产”来维持。后经杂志社财会人员仔细测算，情况并不是这样。发行多了，有了一定规模，也会产生经济效益。我将这情况向萧卡同志作了汇报，他很高兴，决心1994年再次召开联络站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70多人，条件很简陋，会议就在辞海出版社饭堂里召开，与会同志住处连空调也没有，但气氛很好，各地联络站同志在会上交流了情况和经验，北京联络站鲁冰同志转达了叶飞同志对进一步办好《大江南北》的殷切希望。萧卡同志在讲话中充分肯定和赞扬了各地联络站工作的成绩，勉励大家再接再厉，为继续做好《大江南北》的宣传、发行工作而努力。就从这一年起，以后我们每年都召开一次联络站会议，先是选择当年一件重大历史事件举行纪念座谈会，进行政治动员，接着举行工作会议，总结交流联络站工作情况和经验，表彰先进，研究部署下一年的工作。这已经成为杂志社开展工作的重要模式，20多年来从未间断。
199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也是《大江南北》创刊10周年，萧卡同志提出要抓住这个重要纪念日，开好联络站会议。会前，他特地约请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的黄菊同志给杂志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信中阐述了抗战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和新四军在抗战中作出的巨大贡献，肯定了《大江南北》杂志创刊以来为宣传革命历史和革命传统、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在前市委党校召开的这次联络站会议，热烈而隆重，市委新老领导陈至立、金炳华、夏征农等都在会上作了很有分量的讲话；各地联络站交流情况和经验，表彰了先进。就在这次会议上，宣布经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批准，从1996年起杂志刊期从双月刊改为月刊，得到大家热烈欢迎。由于政治动员充分，调动了联络站同志的积极性，结果大出所料，1996年改为月刊的征订数不但未降，反而较1995年有所增加，杂志社的发行收入翻了一番还多。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保证改为月刊所需的经费，1996年这一年，萧卡和我由上海电机厂老工人钱中选陪同，先后多次去闵行、莘庄等企业单位拉赞助筹款，司机小闵说：你们两个老人真“作孽”，这么大年纪了还东奔西跑，到处化缘，做高级“叫化子”！
现在回顾，萧卡同志主持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工作后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1996年成功地把《大江南北》由双月刊改为月刊，从而使杂志逐步摆脱“寅吃卯粮”的窘境，进入以依靠发行而不是依靠办“三产”运转的良性循环的局面。
1998年春，杂志社在苏州召开纪念新四军东进60周年座谈会和联络站工作会议，各地联络站代表150多人参加会议，萧老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强烈反映刊物要扩大宣传面，才能吸引更多读者，尤其中青年读者。他对此很重视，会后专门召开了一次会长会议，讨论了上述意见，提出了改进措施，形成了会议纪要。杂志社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决定刊物从1999年起专门开辟“青少年绿洲”专栏，刊登青少年学习革命历史、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心得体会。这个栏目雷打不动，每期都要有。其他栏目也要注意刊登适合青少年读者的文章。杂志社的这个重大改进，为杂志进学校、进青少年群体起了很好的作用。据粗略估计，现在杂志的发行约有一半是在学校，有的地方甚至更多。
萧卡同志还为《大江南北》撰写了40多篇优质诗文，为杂志增色不少。1997年，他把自己在1939年2月发表在由骆耕漠、邵荃麟主编的《东南战线》上的题为《三月》（署名平子）的文章交给我，问我这篇文章有无在《大江南北》重新发表的价值。这篇文章记述了他同一位同学在1937年9月投笔从戎，从湖南长沙出发，不畏艰险，忍饥耐寒，抱着“死在路上也甘心”的决心，奔赴延安，求见毛泽东，进入陕北公学学习了三个月的情景。我看了这篇文章，简直颠覆了我对他的看法。我原认为他只擅长诗词、书法，想不到他的文笔这么好。这篇文章不仅有存史价值，还有文学价值，实际上是一篇优美的文学作品。后来在当年《大江南北》第11、12两期上连载，读者反映很好。还有，他和吕德鸣同志合写的《粟裕在解放战争中卓越的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光照千秋》、《上海试制导弹和首建基地历程》等文章，都很有分量。
萧卡同志对刊物的发行工作一直很重视，认为发行我们这样的刊物不能看成是商业行为，而要把它当作思想政治工作来做，当作群众工作来做。昆山联络站的吴贻文同志在这方面做得不错，成效显著，他是用以文交友的方法来做发行工作的。每期杂志一到，他首先从头至尾阅读一遍，挑选其中优秀的、可读性强、针对性强的文章，写几句评语，复印后推荐给有关订户，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来巩固、扩大发行。昆山的发行局面原来打不开，每年只有100多份。他2004年参与联络站工作后，至2008年发行数就增至2000多份。萧老知道后，2008年上海开联络站工作会议，就特地邀请吴来介绍经验。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和赞扬了吴的工作方法，希望大家向吴学习。
2004年，杂志社收到内蒙古乌审旗图克苏木牧场民办学校教师进喜的来信，反映他们学校师生都爱看《大江南北》，但学校经费困难，恳切要求杂志社能赠送一些杂志。萧卡同志看了这封信很受感动，认为这在老少边穷地区不是个别现象，建议除这个学校外，还可以在研究会范围内动员一些同志捐赠一些杂志给这些地区的学校。这年第12期《大江南北》将这封信加编者按刊出。从那时以来，我们每年向老少边穷地区近1000所学校捐赠约3000份杂志。1990年代，上海巴士公司向研究会捐赠了一笔捐款，萧卡同志要求将其存进银行，以备急需时用。到2010年时，研究会经费比较宽裕，他就特地提出将这笔赞助款交《大江南北》，作为向老少边穷地区学校捐赠杂志用。去年秋天我去医院看望他，谈起杂志发行情况，他又从身边厚厚一大本诗作中挑出2005年2月写的一篇未发表的诗作，题为《读内蒙古牧场教师求援〈大江南北〉并祝〈大江南北〉20周年》，写道：“学子求知又犯难，潮涌杂志多休闲。飞鸿万里求消渴，喜见发行九万三。”
可见，他对老少边穷地区学校缺书少读状况多么关心，对《大江南北》受到学生的欢迎、发行不断扩大，心里是多么喜悦、高兴。
总之，《大江南北》杂志从1993年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换届以来的20多年内，在期刊市场竞争十分激烈、纸质媒体受电子媒体严重冲击的情况下，发行量能连年持续增加，从当年的2万多份增至现在15.5万份，先后两次被评为华东地区优秀期刊，萧卡同志是功不可没的。他对杂志社很放手，很信任，但又不是不管，而是管在点子上，管在关键处。
1950年代我就认识萧卡同志，但因为不是同行，没有同他打过交道。1980年代，他任市委秘书长，我是市委研究室副主任（主持工作），这时有接触，但也不是很多，因为他不分管研究室工作。我们真正从相识到相知，还是离休后从1993年一起参与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工作的这20多年间。共同的经历和理想信念，使我们晚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研究、宣传新四军，研究、宣传革命历史和革命传统尽了绵薄之力。他逝世后，他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不断萦绕我脑际，挥之不去。他的坚强、正直、实干、清廉的品德，在当下显得尤为珍贵，实在令人点赞，令人学习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