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卡与新中国三大尖端工业项目

萧卡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29军87师260团政委，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斗，在15个日日夜夜的激烈战斗中，全团近400人牺牲，800多人负伤，付出了重大代价，但攻占了敌军称之为“西大门”的战略重镇月浦，胜利完成了上级赋予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这是萧卡与上海的初交。他恐怕没有想到，他在三年后会来到这座大城市，投身新中国工业建设的宏伟事业，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先后担任研制双水内冷发电机、红旗导弹和运十飞机这三个尖端大项目的组织领导工作，立下了赫赫功勋。

双水内冷

1952年11月，已离开部队、在南京工作的萧卡，又面临着江苏省领导体制的大变动，他被省委组织部安排到省总工会任副主席，但他有自己的想法：就是想到第一线的大工厂去。他总想革命胜利了，建立了新中国，国家就要进入一个经济建设高潮，作为学工科的，去搞大工业，一根桩一根桩地建工厂，一锤子一锤子地造机器，这才最符合自己的理想。萧卡的这一愿望，恰与国家即将推行的经济方针和政策相符合。于是，他被调到在上海的中共华东工业部任办公室主任。但他又找到分管工业口的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要求下到基层。最终，他被任命为上海电机厂党委第二书记，后又担任厂长。

那个年代，初起的新中国工业对发电机的需求太大了，上海电机厂更是承担着研制国产大型汽轮发电机的重任。1954年，柯庆施从江苏调到上海，任市委第一书记，对上海的工业建设抓得很紧，也亲自到上海电机厂调研。后来搞项目的许多重大问题，萧卡也主动向柯庆施等市领导汇报，以求及时批复和支持。

每当厂里试制最艰难的关口，萧卡习惯于按照部队民主作风的做法，动员全厂力量，群策群力地集体攻关，并亲自与包括苏联、捷克专家在内的技术人员沟通。认认真真向外国专家学习，这是当时也是以后几十年，萧卡在工业战线上奋斗的一条主要经验，他认为这是最起码的科学态度。继1954年9月试制成功中国第一台空冷汽轮发电机（6000千瓦）之后，1956年8月他们再接再厉拿下了12000千瓦这个大家伙，比原定的计划提前了一年！可胜利的喜悦还来不及品尝，国家工业迅猛发展的形势，又把他们逼上了一座更雄伟也更陡峭的电机技术高峰——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这是世界第一的新技术突破！

12000千瓦“双水内冷”，是与25000千瓦空冷电机同时上马的，可以想见研制担子之沉重。在那个大跃进的年代，所有的人，所有的工作，都如同一首歌所唱：“一天等于20年”。不要讲带领全厂日夜奋战的厂长萧卡，就是许多普通的技术人员或工人，也是不分白天黑夜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设计、试制两步并作同时走，设计室也搬到了车间现场。对于随时出现的难啃的硬骨头，萧卡他们就把难点张榜公布，让各路能工巧匠都来献计献策。萧卡往往也来参加，你一言我一语地将悬案变成定案，就像在战场上炸碉堡一样，一个一个地啃，靠“三结合”这种凝聚全体员工智慧的形式，在一个多月中形成了“双水内冷”的总体结构思路。而试制的每一步重大进展，柯庆施等市委领导都急切地等待着消息。

经过100多天奋战，1958年10月27日，国内也是世界第一台12000千瓦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研制成功了，它豪迈地实现了当时中国人民的一个心声：“外国人有的，我们要有，外国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1958年8月，在“双水内冷”已获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萧卡就任上海电机工业局局长。一年之后，随着上海工业系统一次新布局，他又被任命为新组建的市仪表电讯工业局局长。他觉得自己干了8年电机，已有了一些经验，从感情上舍不得离开，但想到组织上是把一个更急需发展的行业交给自己，也就没有什么个人的想法了。

对这个新兴的行业，中央和上海市委的要求是十分明确而斩钉截铁的，就是搞“高精尖”，市委决议里要求“在上海建立高速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完整的仪表电讯工业体系”。经过紧张的调查研究，萧卡和局领导班子把工厂新建和重组的初步规划方案拿了出来，很快得到了市委的批准。由于局一班人决心之大和上级的坚决支持，上海的仪表无线电工业展现出突飞猛进的态势。在1960年下半年就迅速建起了10家骨干企业。从60年代中期起，上海仪表行业就名副其实地成为国家的仪表仪器工业生产基地。

红旗导弹

1960年5月，萧卡兼任市科委副主任。这项任命，萧卡知道是与聂荣臻、贺龙、邓小平、李富春几位元帅和中央领导到上海交代的新任务有关的，即上海地区应成为新型号导弹试制的完备基地之一。中央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是，世界大战一时还不会打，但战争的可能性依然很大。中国要有打仗的准备，必须加强加快国防建设，导弹、潜艇、飞机、军舰，甚至包括原子弹都要快速发展，这是“国家命运”，自然成为分秒必争的迫切任务。经商定，上海搞地对空导弹。市委决定组建上海市第二机电工业局，主上海地对空导弹研制工作。该局于1961年8月1日举行成立大会，萧卡正式担任市机电二局局长，从此他与新中国的导弹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此时，国家正处于严重经济困难时期。萧卡上任后即着手位于松江横潦泾的新总装厂的基建，关键就是要钱。1962年，全市的工程项目几乎百分之百停工了，形势之严峻，萧卡后来回忆说“困难到一个钱都没有”。他去找市委书记柯庆施，柯在百忙中听取了汇报，又把曹荻秋副市长等人找来，反复盘算，硬是从早已罗掘俱穷的财政中，一笔账一笔账地轧，总算挤出200万元来拨给萧卡。柯还答应他，直接与中央军委贺龙、聂荣臻、罗瑞卿通电话，请军委再支持500万元。这样才使这个关乎“国家命运”的重要项目得以继续建设。“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粮食、副食品严重供应不足，让建设者们尽管饿着肚子还要从事土建施工等重体力劳动，但大家都明白，自己参加的是新中国的一项伟大工程，打起精神克服困难。萧卡也和他们一样，基本扑在工地上。好在1963年国家经济形势呈现好转，中央和市里都追加了投资。1964年春天，一片崭新的工厂群落带着几分神秘，耸立在上海市郊原来荒芜的田野之上。

研制导弹，对中国军工产业可以说是全新的事物。从哪里下手，如何下手，对萧卡来说，真是丝毫马虎不得。对此，聂荣臻元帅曾明确指示，“依靠自己的力量仿制导弹”，“先仿后创”。毛主席也同意“先仿后创”，还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要先学楷书。”按照这样的研制思路，萧卡和局领导决定了试制程序，第一步便是充分消化原有资料，从中排出技术难点，然后将各个零件、配件、部件逐个加工出来，最后精心地进行组装，争取试射成功。当时排出的技术难点、难关多至几百处，可以讲处处都遇到拦路虎。第二步，要求每一难点、难关都要反复试验，不论几次还是几百次，都要达到百分之百合格才能算通过，样品必须合格，再组织批量生产进入首批试制。第三步，待全部零件、部件合格后进行组装。

在市委领导下，上海的工业和科技战线发扬一盘棋精神，对市机电二局的导弹研制工作给予热情支持和密切协作，国内其他兄弟企业也是有求必应，那种为国防建设事业不分彼此的情谊令萧卡深为感动。导弹研制工作上手，各路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汇聚，对这支队伍的管理教育也迫在眉睫。萧卡他们严抓制度和纪律。抓制度，体现在严格的技术设计工艺试验和检验全过程中。鉴于先前有的导弹厂头脑发热，自行修改设计工艺数据，造成大量报废，拖延试制进度的教训，萧卡尤其强调的是原苏联来的技术资料和规程一律不准变动，要变动必须经过反复试验，并上报审批。抓纪律，则把国际形势教育放在首位，使每一个人都知道责任的重大，自觉遵守每一条纪律。

在导弹试制的日日夜夜，从北京不断传来关怀的声音。刘少奇、周恩来、陈毅、聂荣臻等国家领导人都亲自前来视察，听取汇报并直接做出指示。1964年12月20日，上海首批试制的导弹完成总装，经过各种例行试验达到合格标准。中央军委将它命名为红旗一号导弹系统。此后在西北边陲巴丹吉林沙漠正式举行实弹发射打靶，首批红旗一号战斗弹3发都在规定的时空里，有2发射中模拟目标，满足试验大纲的全部要求。

1967年9月8日，中国人自己研制的红旗一号地空导弹，在实战中第一次大发神威，解放军空军某导弹营使用它，把一架台湾国民党军的美国制U—2型高空侦察机击落。据萧卡说，在这之前，用苏联提供的导弹击落过几架美制U—2飞机，这一次是我们自己研制的导弹打的，充分证明了它的实战能力。

红旗一号导弹系统研制成功，对中国国防科技和工业具有开创性意义。以后，红旗二号、三号、六十一号和红缨五号等导弹，都在上海或由上海参与研制成功，成为保卫国家安全的一支支利剑。萧卡为自己曾投身这一事业而感到荣幸。

运十飞机

1972年春天，在“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干部境遇稍有改变，上海又正逢毛主席亲自下的“造大飞机”指示，张春桥等人当然也想抢下这个“头功”。但他们除了会耍笔杆子，就是“造反起家”，对造飞机这样高科技的任务怎么拿得下来，于是就想到了萧卡这个有亲身领导、组织搞大科技项目经验的人。这年秋天，他被“解放”，12月正式到负责大飞机研制的“708”指挥部上任。

上任后，他对这个重要项目的由来了解得更清楚了，那是1970年8月毛主席在上海说，你们能不能造大飞机？1972年10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军委办公会议，听取“运十”设计方案报告，大飞机放在上海研制，设计等技术性任务由三机部航空专家负责，从全国抽调最优秀的科技人员。次年8月，设计方案得到周总理等领导的批准。这下萧卡有了信心，一是由毛主席、周总理直接批准进行的，二是有国内最好的航空专家负责设计。

但开展工作后，他却发现了一些问题。经过调查研究，他认为，大飞机是高科技项目，一定要有严格的设计试制程序，质量是第一位的，丝毫不容含糊；总装必须集中专业队伍搞“正规军”作战，不能草棚里飞出“金凤凰”，搞“人海战术”那一套。可是一些“文革”新干部却不同意，要“发动群众大家搞”，甚至要把项目照顾“小兄弟”单位，这就引起了争论。

萧卡一口气写了三份报告给张春桥等市领导，坦率地谈了他的观点：不讲严谨的科学态度，这大飞机上不了天！报告发出，似乎没反应，不久反传出风声说有人在搞阴谋，接着就由市革会常委陈阿大和黄涛到会，展开辩论分辨“是非”。黄先作开场白：“老萧啊，你是原告变被告了！”这等于是一锤定音，你萧卡错了！跟着便是群起一片“你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的指责，根源就是“对新生力量和新生事物缺乏感情”。萧卡生性倔强，虽陷入孤立，仍坚持声明“只服从真理”。因为他认定搞大飞机这样的项目，不管什么理由，都必须有科学严谨的态度及相关制度，这在他负责导弹试制时，感受太深切了。所以他从实际研制的角度，逐条进行了反驳。

当时由“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市委已经决定，从领导关系上来解决争论，很快就宣布“708”工程指挥部归属市机电一局管理，萧卡是局革委会副主任，排到第五把手，分管材料和协作配套。但指挥部从上到下都知道，这个班子里真正懂行的是老萧，涉及技术等业务问题，也只能听老萧的。萧卡为了大飞机，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只要他可以说和必须说的管的，全不计嫌隙，尽心尽责。北京的业务会议，设计单位的沟通联络，外省市的配套协作，他带着一两个理解他的年轻人到处奔波。这对他是一种考验。
1976年10月，北京传来了“四人帮”被抓的消息。中央派来的工作组改组了上海市委。十年动乱结束了，萧卡压在心头的大石头放下了。新任市委书记林乎加打电话找萧卡到延安饭店，向他了解这项重大工程进展情况，并当场决定让他全面负责大飞机工作。很快，市委就任命他为上海飞机制造厂厂长、市708办公室主任、市航空工业办公室主任。萧卡名正言顺成了中国大飞机研制的领军人物。

萧卡这时就一个念头，动乱耽误的时间太多了，他下定决心排除一切干扰，抓住“大飞机上了天会不会掉下来”的要害，先对全部项目展开调研讨论，后花两年时间对原有的14万幅图纸重新一张张作了审定，总共归纳出20多项重大问题、100多项各类问题，都限期保证落实处理。他说，一分一秒的时间都浪费不起了。这时，国家和上海也提供了有力的支援，用宝贵的外汇进口了一些暂不能自制的组件、配件以及先进研制设备。

“运十”前前后后进行了163项试验。1980年9月26日，在经过几次滑行试验后，“运十”终于迎来了正式试飞。萧卡作为项目负责人，虽已调任上海市委秘书长，还是作为首飞押机人登上了飞机。中国首席试飞员王金大当“运十”试飞员，在雷鸣般的欢呼声中飞机飞上蓝天，以1350米高度、每小时310公里速度绕行28分钟后，又平稳地降下。下飞机后萧卡说，猛一启动有些震感，但很快平稳了。能够乘坐自己领导研制的中国的大飞机，首飞翱翔在祖国的蓝天，萧卡感到以工业报效祖国的愿望实现了！

接着，“运十”又进行了多次试飞，飞至北京、哈尔滨、海南岛、乌鲁木齐、拉萨等地，前后飞行时间达到164小时，起落121次，飞行距离10000多公里，都取得成功。运十飞机在1985年后因故停飞。萧卡说“大飞机试飞成功了，后来因各种情况没有投产，但得到的经验教训是很珍贵的。”现在时隔30多年，中国的大飞机又呼之欲出，并成为国人瞩目的热门话题。萧卡在中国大飞机研制史上留下的身影，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本文根据《雨洗风磨八十年——萧卡忆述》有关章节编写。该书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沈晓明主编，陈正卿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