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阵墨垒中的“一个小兵”

中共上海市委研究室原顾问蒋文杰同志（笔名虞丹）今年3月23日走了，在我为数越来越少的老战友中现在又失去了一位，令人实在痛心不已。

虞丹为安徽歙县人，享年95岁。全国解放前他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新闻工作，是个老报人。青年时期，他就受鲁迅思想的影响，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走上反蒋介石政权的道路，走上革命的道路。解放战争期间，他在南京《新民报》任编辑，于194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写了不少揭露国民党内幕的文章，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新中国建立后，我和虞丹有缘于50年代一起在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工作，60年代一起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工作，“文革”期间一起被“打倒”、关“牛棚”，“文革”后80年代又一起在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市委研究室工作。离休后我们住靠一起，过往甚密，情谊甚笃。

虞丹勤奋好学，知识渊博，思想深刻，他的杂文行文如诗，剖析有力，见解独到，颇有鲁迅杂文的风格。我在北京工作的老同学、老战友谢云，他也是中国著名的杂文作家，对虞丹的杂文十分欣赏，1990年代专门来信问我：上海的虞丹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工作，你认识否。我如实告之。他说虞丹杂文好，文史功底深，文章耐看，我不如他。后来谢云来上海，我陪他去拜访虞丹，两人一见如故，畅谈良久。临别时，我说：人们都说“文人相轻”，你们俩却是“文人相重”，值得学习。此后，他们还建立了联系，虞丹在上海买不到的书，就托谢云在北京购买。去年4月谢云不幸病故，我将这噩耗告诉虞丹，他脸露悲情，沉默良久，此时恰是无声胜有声。

1978年5月，由《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起的大讨论，风起云涌地在全国展开。虞丹应上海《文汇报》之约，写了一篇观点鲜明、很有理论深度的文章，参加这场意义深远的讨论。由于当时上海市委和市委宣传部的主要领导人受“两个凡是”的错误影响，对这场讨论作出“不讨论、不表态、不发表文章”的“三不”规定，这篇文章就久久压在编辑部，上不了版面。直至当年9月市委主要领导人外出，在时任市委书记王一平同志和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洪泽同志的授意下，《文汇报》终于在当月16日冲破“三不”规定，在头版和三版以显著地位分别刊登出复旦大学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新闻报道和虞丹的理论文章，在上海激起强烈反响，全市真理标准讨论的局面由此打开。

虞丹为人耿直，品德高尚，很有个性，不做墙头草。1980年我调上海市委办公厅，他很高兴，一见面他就严肃地对我说，现在上海有一股“倒柯风”（柯，即柯庆施），我们切勿卷进去。他还说，小平同志也表态了，说柯有什么好批的，他就是脾气不好，但他把上海的工作抓了上去、对国家作出了贡献嘛！

可是，后来还是有一些人或明或暗地在那里批柯。例如，有人仍拿柯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劳动人民要做文化的主人》说事，认为这个发言“左”得太离奇，助长了“左”倾思潮的发展。当年虞丹是随柯参加八大二次会议的，对柯在这次会议上的心态很清楚，认为情况并非这样。在这次会议前，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过，“反冒进”的问题不要再提了。但是，八大二次会议开始后，讨伐“反冒进”的势头越来越大。柯庆施为避开“反冒进”、不碰撞周总理，才特意讲文化问题的。为此虞丹专门写了一篇题为《在高温中保持冷静》的短文。文章认为“柯庆施是久经政治风浪的人，懂得在高温中必须保持冷静的道理”。他写好文章后交我，说：《大江南北》登时不用虞丹笔名，就用蒋文杰，以示郑重。《大江南北》编辑部对此文一字未改，发表于当年第11期上。

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虞丹心情舒畅，写作兴致很高，其杂文主要就是在这个时期写的。令他忧心忡忡的是腐败现象日趋严重。为此，他写了好几篇杂文尖锐抨击这种恶行。1996年他给《大江南北》写了一篇题为《作官即不许发财》的杂文。文章说，这句话是吉鸿昌父亲的遗言。吉鸿昌把它烧制在瓷碗的两侧。1995年是吉鸿昌一百周年诞辰。到河南扶沟县参加纪念大会的来宾，每人得到复制的瓷碗一个。他认为，对于年轻的共和国来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体制受到官僚化、市侩化的势力的侵蚀，是一场灾难。扶沟县重新烧制吉鸿昌的“当官即不许发财”的瓷碗，有针对性，有批判性，有拨乱反正之意。

虞丹最后几年，呼吸道、心血管、内分泌系统多种疾病缠身，眼睛高度近视，耳朵越来越背，可以说全身所有器官几乎都不行了，可唯独大脑还灵，还忧国忧民，关心国家大事。我去医院看望他，他从不要我带任何东西，就只要带有价值的信息资料，视力只有零点几，还每天几乎贴在眼睛上看。他也不要我告诉他其他什么事件，就是要我谈社会热点、重点问题。谈及他关心的问题时，他就发表自己的看法，往往很精辟。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各方面工作大有起色，尤其是从严治党，狠抓八项规定，反腐倡廉，老虎苍蝇一起打，零容忍、全覆盖，党风民风大为改观，他十分高兴。今年春节前我去看他，这时他病情更趋严重，已不能说话、写字，看了我写的这方面情况，他从被窝里艰难地伸出右手，跷起大拇指抖动了好久，病态的脸上露出少有的笑容，表示对习近平同志的景仰和敬意。此情此景，感人至深，令人动容。

虞丹一生用他的心血先后凝结成5本杂文集：《当代杂文选粹》（虞丹之卷）、《做官与做人》、《刀与笔》、《聚沙集》、《虞丹集》。他在1999年出版的《刀与笔》和2013年出版的《虞丹集》的自序中反复说：“鲁迅影响了我的一生。作文学鲁迅，做人同样学鲁迅。”“几乎可以说，在我困惑时，在我遇到挫折和受到委屈时，在我被击倒在地又被踏上一脚时，棒喝我的，鼓舞我的，支撑我的，总是鲁迅的声音：

‘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可诅咒的时代。’

鲁迅曾对冯雪峰说：新中国诞生后，我还可以当个小兵，用笔。回顾我这一生，也就是在笔阵墨垒中当一个小兵。”

亲爱的虞丹，笔阵墨垒中的“一个小兵”，你已圆满地实现了你的执着追求，我向你致敬，你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