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访谈
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为我们奉献了《长征》《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等长篇作品,之后又花了十多年时间收集历史资料、历时四年写就170万字的三卷本《抗日战争》,即将面世。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9月日本投降,长达14年之久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让侵略者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卢沟桥事变”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在其后的3000多个浴血奋战的日夜里,中国军队进行的重要战役达200多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歼灭日军150余万人和伪军118万余人。战争结束时,在中国战场投降的日军达128万,伪军146万。
王树增感慨地说:“抗日战争,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全民族不屈服的战争。1937年抗战爆发的时候,谁会想到全面抗战要打8年之久?谁会想到才打了两年,大半个中国就已沦入敌手?日寇一直叫嚣‘三个月打败中国’,他们内心也确实是这么认为的。从甲午战争到侵占东三省,日本不就是打一仗,让中国政府签个协议,打一仗,就可以让中国割地赔款吗?但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装备上如此落后的中国军队、现代教育尚未普及的中国民众,他们保卫国家、绝不能亡国灭种的意志竟然这么坚定,中华民族宁死不降!”
以劣质武器对抗现代化的日本侵略者,中国军队一场战役的伤亡人数往往数倍于日军。记者请教王树增:有学者说,那时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平均的作战伤亡率是7∶1,您认为这数据准确吗?
王树增没有立即回答,他沉思片刻,沉重地说:“有些战役,可能还不止7∶1。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尤其是重武器,大大低于日军的水平。在1942年之前,中国空军又几乎拼杀殆尽。他们的装备与日军的差距还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10年、20年的‘代差’,他们有的甚至拿着上一个世纪的冷兵器,比如我们知道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我们不能苛求我们拿着劣质武器的前辈,还希望伤亡率是1∶1,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且不说大炮、坦克、装甲车,要知道那时候日本已经有了航母。”
可想而知,那时的每一场战斗,对中国军人都是异常的惨烈。但究竟是什么支持着他们迎着日军的炮火前仆后继地搏杀?他们中有的很多人其实是穿上军装没几天的农民,于今天的人们看来也许他们并无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理念”,那是什么让他们胸中燃烧着怒火、义无反顾地为国赴死,以弱敌强?我们又该如何恰如其分地评价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它们虽然作用不同但都有不可或缺的贡献?
抗战,见证了中共的政治胆识和历史胸怀
本刊特约记者:有人认为,在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牺牲了那么多官兵,因此“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一说法站不住脚。而您始终坚信“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一理念,您这么坚持,是有哪些史实作为依据的?
王树增:首先从政治上说,众所周知,国共两党有过不共戴天之仇,曾血战多年,他们有着不同的政治信仰,代表着中国不同的阶级利益,他们之间的搏杀有时候是很残酷的,共产党人曾经为之血流成河。但在日本对华大举进攻之后,第一个提出“全民抗战”的就是中国共产党。
1935年,鉴于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的现实,以及国民政府开始部署对日作战的转变,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了曾提出的“反蒋抗日”的狭隘性,转变为“联蒋抗日”,首次提出国共两党“化干戈为玉帛”。当时,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了一份《八一宣言》。该《宣言》指出:中国正处于“五千年古国将完全变成被征服地,四万万同胞将变成亡国奴”的“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了无论党派团体各界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的建议,这一建议便是日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最初蓝本:“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那时,毛泽东曾频繁地给国民党军将领写信,最多的时候一天写下九封之多。他对华北将领宋哲元表示:“弟等甚望先生能于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挡其难,誓竭全力以为后援。”他致晋绥军将领傅作义:“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
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共更是不计前嫌,将民族大义高高托举,尽最大努力倡导和创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成为中国抗战胜利的政治保障。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共产党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让步,红军把军装和帽徽都换了,中共多次声明拥护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的统一指挥。
但国民党从来也没有从自己的政治纲领上放弃“反共”这一条。为了反共,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择手段制造摩擦。即使在1941年1月发生“皖南事变”之后,周恩来仍从中华民族同胞“本是同根生”的立场出发,痛心地批评国民党:“江南一叶,相煎何急!”在全面抗战的八年中,共产党始终顾全大局,确保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瓦解。这都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拥有能够承载民族大义、足以改变国家命运的政治胆识与历史胸怀。
而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是最令日本军国主义者害怕的。他们非常明确地意识到,只要中国人不再是一盘散沙,那绝对就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其次,从精神层面上说,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守了民族气节,是中国抗战精神上的中流砥柱。国民党内有妥协派、投降派,就连国民党的中央副主席汪精卫都跑到南京去了,投降日本人成立伪政府,令国民党颜面丢尽,有一百多万国民党的杂牌军投靠了南京伪政权,成了“伪军”。而在八年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从来没有出现过哪怕一个连队以上的成建制的投敌行为。关于这一点,连蒋介石都十分清楚,战争爆发之初,他就说过:如果国民政府真被战争拖垮了,日本人将必须面对中国共产党。那时候,任何议和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了,因为“共产党从来不投降”。日本人也明白,中国共产党不但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意识形态上的死敌,也是日本在对华战争中政治上和军事上决绝的强硬对手。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对全国民众精神上的凝聚和激励,这是日本最为恐惧的。
其三,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同样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从军事战略上来说,受制于国土狭小资源短缺的日本最大的心愿是“速胜”,因此日军最希望的就是利用优势兵力与中国精锐部队决战,以实现“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目标。而毛泽东提出的“持久战”,与国民政府提出的“以空间换时间”,有不谋而合之处,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以超凡的视野和宏阔的韬略,在思想上、理论上、战略上、方针上,全面阐述了中国为什么要坚持持久战,为什么日本侵略者必败中国人民必胜,中国怎样才能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论持久战》是继倡导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做出的又一历史贡献。中国的抗战史,证实了毛泽东这一论断的正确。对此,蒋介石也是赞同的。
而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人民战争,不仅是重要的政治概念,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军事概念。八路军、新四军开辟的敌后战场,其军事意义不容低估。因为后方的稳固,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这并不意味着否定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的巨大作用。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根据地,使日军失去了后方。而没有后方,是当时日军最大的苦恼之一。
终于,蒋介石也认识到敌后作战对于中国抗战全局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为几乎占侵华日军主力的半数兵力都已被牵制在了敌后战场。而日军被牵制住的兵力越多,就越能缓解正面战场所承受的巨大战争压力。
勇敢扑向敌阵的,都是我们英勇的父辈
本刊特约记者:您的《抗日战争》不是一部虚构的小说,而是一部非虚构史诗。当您沉浸到历史的真实中去以后,您有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新的感悟和发现。现在,这部170万字的巨作已经完稿即将出版,您还想告诉我们什么?
王树增: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义勇军进行曲》中,有这么一句今天我们每个中国人从小会唱的歌词:“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也许我们从小唱的时候没有想到去问:“为什么要用‘我们的血肉’去筑起我们新的长城?为什么不用别的?不用钢铁、不用坦克大炮?”而当我们回到真实的抗战岁月去时,才明白在那个年代,以弱敌强的中国人民,在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面前,真的可以说除了“我们的血肉”,几乎一无所有。
战争是交战双方国家综合实力的对决,即交战双方国力和军力的对决。就1937年的中国而言,尽管中国的总人口比日本多数倍,国土面积也比日本大数十倍,可仅从综合国力上比较,当时的世界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在与日本的全面战争中几乎没有胜算的可能。
1937年的日本,工业增长速度高达9.9%,工业产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80%以上,成为当时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仍旧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即使把外国在中国开办的所有企业算在内,中国的工业产值也仅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而战争,其实是在打一个国家的工业能力。
全面抗战开始的1937年,中日两国的主要经济指标如下——工业总产值:日本60亿美元,中国13.6亿美元;钢铁产量:日本580万吨,中国4万吨;煤炭产量:日本5070万吨,中国2800万吨;石油产量:日本169万吨,中国1.4万吨。依靠强大的工业能力,日本猛烈地扩张军事工业的规模。1937年,日本军事工业投资高达22.3亿日元,已具备年产各种作战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辆的军事工业水平。而中国的军事工业水平与清廷重臣李鸿章、张之洞经办洋务的时代区别不大。整个国内没有生产大口径火炮、坦克和汽车的能力,飞机和舰船虽然能够少量生产,但主要的零部件和原材料必须依赖进口,远达不到支持一场全面战争的批量生产规模。
一个是强盛的资本主义工业强国,一个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国,两者之间的差别还体现在“精神面貌”上:日本国民怀有一种狂热的追求未来的集体意识,遍及全国的各种爱国团体、准军事组织等,使日本积蓄起巨大的驱异求同的潜在能量,使得全民族全社会形同一个坚固的精神整体。而同时代的中国,却是个连一部国家正式宪法都没有的国度。连年的军阀混战,令整个国家呈奄奄一息之态,民不聊生。一个衰败落后的国家,是无法打造出一支强大的军队的。
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也差距甚远。日本陆军一个师团与中国陆军一个师对照:各种枪支,日军师团9476支,中国师3831支;掷弹筒,日军师团576具,中国师243具;轻机枪,日军师团541挺,中国师274挺;重机枪,日军师团104挺,中国师54挺;野山炮,日军师团64门,中国师12门;步兵炮,日军师团44门,中国师30门。日军师团还拥有上千辆特种战车以及数十辆坦克。
1937年,日本海军仅次于英、美,实力位居世界第三。中日战争爆发时,日本海军已经服役的航空母舰就有4艘、主力战列舰9艘,轻重巡洋舰33艘。而当时中国海军最大的巡洋舰“海圻”号是光绪二十二年即1896年从英国购买的;装备最好的巡洋舰“海琛”号是1898年从德国购买的,排水量仅为2950吨,中国海军的总排水量仅为11万吨,不足日本海军的二十分之一。
日本没有独立的空军,航空兵隶属于陆军和海军。陆军航空兵拥有54个飞行中队,各种作战飞机约960架;海军航空兵拥有舰载和陆基作战飞机640架。中国空军虽然名义上拥有各种飞机600多架,但能够参战的飞机仅有305架。由于机种复杂,维修困难,十分不利于作战。1937年,中国空军实际上能投入战斗的军机仅223架,能执行作战任务的飞行员只有620人。
中日两军在整体的军事指挥体系、军事素质上同样差别明显。在军国主义和“武士道”精神的熏陶下,日军官兵对内绝对服从、对外凶狠顽强、对自身不惜舍生殉道等,是当时世界范围内军力最强悍的武装集团之一。而中国陆军虽然名义上隶属于国民政府,但实际上组织领导和军事指挥并不统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辖部队约70个师,其中约40个师为“黄埔系”,称为“中央军”,装备相对较好,官兵素质较高;其余30个师名为“中央军”,实为“地方军”,装备与官兵素质都较弱。大量的地方军阀部队,更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个畸形存在。
仔细比较当时中日两国的国力军力,是为了今天的我们能更客观具体深入地理解当年的中国抗战是何等的艰苦卓绝。无论是在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当中国士兵直面日军坦克的冲击时,他们都承受着同样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生存压力。无论是在正面战场还是在敌后战场,当中国士兵握着仅有的手榴弹砸向日军的战车时,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子,都是我们英勇的父辈,都值得我们敬仰、铭记和骄傲。事实上,在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无论是“中央军”和“地方军”,都有着可歌可泣的抗战业绩。台儿庄大捷,就是李宗仁将军指挥滇军、川军和西北军等部队一起打的,可彪炳史册。
血性、豪气和自尊,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财富
本刊特约记者:您的《抗日战争》在正文开始前,非常独特地有一个将近10万字的《序章》。《序章》跨越了百多年的近代史,这是否想从更为宏大的历史维度上,让读者对中国抗战和今天有更深入的思考?
王树增:是的。早在1887年,日本就制定了侵略中国的作战计划《清国征讨方略》。纵观历史,你会发现,上个世纪的日本侵华战争,其总体思路就是照着他的计划打的:以朝鲜为跳板,先侵占“满蒙”,再南下中原;分割琉球,占我台湾;登陆我东南沿海后,再直扑东南亚,染指印度和澳大利亚……你会看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思路非常顽固,一脉相承。
如果说,这对我们的今天有什么启示的话,就是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必须永远保持高度的警觉。要认清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抛弃幻想。只要日本政界中还有人保持这种历史观,就是对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我相信,如果秉承这种军国主义理念的日本政客还想玩火的话,中国人民的胜利一定会更彻底。
中华民族不好战,中华文化的基因是儒家文化,尚文不尚武,没有“攻城略地”的冲动。中国人最热衷于过安宁日子,但必须以史为鉴,不畏战不惧战。衡量一个民族是不是强大,不仅仅是财富的积累、国库的丰厚,甚至不在于工业和科技等物质的指标,而在于一个国家的政权的凝聚力、民众的向心力,在于他的领导人的胸怀和意志、军人乃至民众的血性和刚强。
以弱敌强的、长达14年的中国抗战,见证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内心深处埋藏已久的血性。这血性,是我们温柔敦厚、吃苦耐劳的民族性中不容缺少的一部分。她视民族尊严为生命,士可杀,不可辱,更不可奴。没有哪个有前途的民族不尊重本民族的英雄。崇尚英雄的民族,本身就是一个英雄的民族。
正是因为70年前我们不畏强暴的前辈,才有了今天的中国。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成为英雄好汉。那时,奔赴前线的士兵中,没有人想过自己能不能成为
“成功人士”。那是一个容不得杂念的年代。
今天,中国正在强大。什么是真正的强大?就是让所有企图进犯你的人丧失“进入”的胆量。抗战前辈给中华民族的子孙万代留下的这份血性、这份豪气、这份宝贵的不容践踏的自尊,是全体中国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的纪念,就是为了认知和传承这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