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迟来的军属证

1949年崇明岛解放不久，西沙农民施文达，收到一份由陈毅司令员9月3日签署的华东军区军人家属证书。这是一份迟来八年的证书，如今已是一件珍贵的历史藏品，它的背后，是一个普通农民无私无畏的抗战故事。

1939年9月，中共成立崇明工委，领导全县人民英勇抗战。工委委员陈心连分工组织崇明西沙的群众抗日斗争，经常食宿在农民施文达家里，日子长了，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施文达为地下党传递文件书刊，接待、护送干部过往，掩护党的活动，印标语、散传单，有时还做敌情社情搜集。一个贫苦农家就成了我党在崇明西沙可靠的抗日活动场所——一个地下交通联络站。

1940年秋后一天，陈心连对施文达说：“有一位上海过来的女干部姓缪，要去海门县委，你能否去送一下？”施文达没有马上回答，只说了一句：“到北沙，要撞（闯）北海滩！”“北沙”是崇明人对海门、启东的称谓，“北海滩”是指崇明岛北沿的江滩。

施文达对“北沙”并不陌生。抗战前，崇明北白港与对岸青龙港有班船，一天跑好几个来回。自从日寇占领崇明以后，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老百姓已极少去“北沙”了。1940年以后，敌人加紧清剿抗日游击队，镇压抗日活动，实行环岛封锁，敌伪日夜沿江巡逻，发现偷渡就会杀人烧船。几天前，北白港一船民在河边整修自己的小船，敌人疑是偷渡，将其当场打死，木船被烧毁。永安镇一农民到江滩拾芦苇柴火，被敌人用刺刀刺死。

之后，他毫不迟疑地表示：“一定把缪同志送到北沙！”陈心连十分感动，钦佩这位普通农民临危不惧的精神。隔日，缪同志从上海过来了。施文达把偷渡泊船地点选在界河东侧江滩的芦苇丛中，这里东距庙港，西距北白港，离敌设有的检问所据点只有数华里，是两边敌人巡逻的结合部，只是界河港、海桥镇伪乡公所处有桥可通，桥上伪乡警会日夜盘查。

那一天下午，施文达一身短打，背着掼篮（渔篓），篮内塞进缪同志的简单衣物，酷似一个出门捉鱼的渔民，去到偷渡地准备，他租用的是先前约定的一位远亲的舢板船，长不过两丈，一扇布篷，两块桨板，天黑后，两人把船弄到隐蔽处等候。

日落后，施文达妻子张兰珍，手挎一只香篮，篮里装了十数个糯米团，陪同缪同志离家出门，张兰珍是缠足小脚，一摇一晃走得很慢，走到海桥镇口，天色已晚，正要跨上木桥，伪乡警出现了：“这么晚，去哪里？”缪同志是外乡人不便应答，张兰珍抢先说：“东市梢张立人是我兄弟，吾里娘跌坏了脚，我日里没空，晚了侄女陪我去看看她！”一面说，一面掀开香篮，亮出崇明人视为美食的糯米团。

张兰珍娘家确在海桥镇东侧，百步之遥。伪乡警是当地人，也就不再盘问。过桥以后，两人径直向张宅走去，不远处，施文达已在岔路口迎接，把缪同志接走了。施文达周密安排，勇敢沉着，避开了敌人巡查，冲破长江风浪，舢板船安全到达北岸。

返回时，从海门县委带回一包文件，考虑到自身安全，尤其要确保文件的安全，他把崇明上岸的地点选在界河西的老洪头港，这是一条断头河，没有船只往来，敌人巡查相对少，可以不走界河桥，避免伪乡警的搜查，这样的安排不可说不周密。

施文达满怀信心返航，小船驶入老洪头港江滩芦苇丛中，月黑星稀能见度差，他心中暗自庆幸。这片江滩，他太熟悉了，凭经验，江水深不过膝，于是从容地下船，跨入水滩，不料竟跨入一个水下暗坑，水深齐腰，顿时全身颤抖，右脚掌也被扎了一下。幸好，文件包挎在背上，不曾打湿，他快步上岸。当接近岸堤时，耳边听得一丝脚步声，接着似有人低语，施文达非常警觉，毕竟这里距离白港敌人检问所很近，如此夜深，必定是敌人巡查了。他立即潜入堤下的密苇中隐蔽观察，果见几个人影，由西向东懒懒散散走去，待人影过后，他继续上堤沿一条南北纵向小河南返。“哈人（什么人）？站住！” 走不多远，突然后面传来吆喝声。

不好！真是遇到敌人了！施文达并未回头，也不答话，更不会站定，加紧脚步摆脱。“站住！不站住开枪了！”敌人在吼叫。夜半行路，身上又带有文件，施文达只能拔腿就跑。“追！追！”两声，敌人追上来了，但未曾开枪。施文达意识到直行很容易被追上。于是，他利用芦苇掩护，往东南方奔跑，逢埂过埂，逢河趟水，连过两条小河沟。后面“叭！叭！”两声枪响，子弹“嗖嗖嗖”地从头顶划过，施文达并不慌乱，认为敌人已失去目标了。他虽然十分疲劳，但丝毫不能停息，仍坚持快步脱离，又连续趟过三条河沟后，不再听到后面任何动静，才稍放缓脚步。拂晓前，施文达浑身泥水地撞进家门，其妻忙着给他取水换衣，煮饭时，施文达瘫坐在饭桌旁睡着了。

1941年，崇明的抗日斗争同全国一样，进入最艰难的时期，崇明工委及崇明抗日自卫总队奉命撤往苏北。陈心连出任崇明临时工委书记，领导一批干部及便衣武工队，坚持原地斗争。

施文达的儿子施炳锡在地下党为掩护抗日活动办的一所小学代课。一天晚上，他将儿子叫来问了学校里的一些情况。然后，神情严肃地说：“炳锡！今年东洋兵的‘扫荡’更加猖狂了，形势更凶险。陈先生领导全县抗日，往后来我家少了。我对陈先生讲起过，不如让你去北沙历练历练，你仔细想想，想好了告诉我……”

施炳锡读过初中，在当时的农村，也可称得上小有文化了，他一直积极参与交通联络站工作，在与陈心连等共产党人的交往中，在父亲的思想影响下，抗日爱国的觉悟不断提高，向往真正能参加革命队伍，父亲的动员正合心意，他自然毫不迟疑地答应了。施文达送子出征，选在农历春分过后的一天，船停靠在离敌人控制最严的北白港较远的界河港以东江滩。黄昏时分，他先出门。炳锡与同行的地下党员茅维翰午夜后出门，以相互能呼应的距离，一前一后。他们为避开伪乡公所，不走木桥，在海桥伪乡公所以南不远处徒涉，梯次过河。炳锡刚过到对岸，回头发现夜色中有两个人影，由北向南过来，是伪乡警夜间巡查，他不敢怠慢，立即蛰伏不动，可还是被发现了。

“对岸人！做啥？”伪乡警在厉声吆喝。“攀渔的。”既已被发现，炳锡不再回避，沉着应答。隔着大河，伪乡警懒得过河盘问。这一幕，隐蔽在居民竹林中的茅维翰看得清清楚楚。待伪乡警南去，他涉过河去，两人继续向泊船处奔去。这是一只比采菱盆大不多的破船，常人难以相信，这条小船，竟然一次次地护送爱国志士过江。船正驶出芦苇丛，一道闪光从东北方空中掠过，这是敌人炮艇在巡江，小船匆忙返入芦苇丛，接着“突突！突突！”的马达声，自远而近，艇上的探照灯划破夜空，射向两岸。

不一会儿，敌艇西去，江面恢复平静，小船起篷，船上的人有的用桨板、有的用扁担、有的用水勺，一起划水，争取在敌人炮艇返回前渡过江去。为避开港口敌人据点，小船不能顺风直达对岸，船体倾斜。风越刮越大，江水漫入船舱，划水的人不得不把舱内水往外舀，经过一阵紧张忙碌的搏斗，小船已驶至海门县灵沟港以东的江滩，进入芦苇丛隐蔽。此时西方传来敌艇的马达声，全船人的心终于可以不再悬着。施炳锡、茅维翰上岸，避开敌人据点，直奔海门中心县委，施文达待天黑返回。

施炳锡走后，一直没有来过家信。快近年关时，陈心连又一次从苏北返回崇明，他对施文达说：“这次在如皋北坎镇见到施炳锡，一身灰布军服，人也长高了，很英俊，他现在是新四军1师的无线电报务员，在师部机关工作，你们放心吧。”又说，“苏北根据地，凡新四军家属，人民政府都颁发一份‘军属证’（抗日军人家属证）。很光荣，你也是抗属，以后我要给你们申请一张军属证”。

施文达淳朴善良、疾恶如仇。他参加过1932年崇明西沙农民暴动，父亲被捕，家庭破产，后在上海北京路一家钟表作坊当工人，参加过上海工运。八一三抗战，日寇飞机炸塌了作坊，他只戴着一只手表逃回崇明，这只手表换来了一家人一冬天的活命粮食。他的经历，使他本能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加抗日斗争。他在旧社会遭受重重压迫和欺凌，从没得到过尊重，听到陈心连要为他请领光荣的军属证，心里自然非常欣慰，可是战争形势的演变，期盼的军属证终未见到。直到八年后，迎来了这份迟来的军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