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吏贪腐，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性难题。据《明史》记载，在明朝270余年的历史中，虽然也曾出现过于谦这样既清廉又干练的贤相大臣，但绝大多数能力超众、政绩卓越的能吏干员都避免不了陷入贪腐的泥潭。不仅洪武朝的胡惟庸、蓝玉，嘉靖朝的徐阶、高拱、胡宗宪，就连一度为官较清廉的“救时宰相”张居正也不能幸免，最后在贪腐问题上栽了跟头。
1949年，毛泽东将党中央进驻北平形象地称为“进京赶考”。而为了破解能吏贪腐这一历史性难题，我们党在干部选拔任用上历来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现在群众反映最大最强烈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病源就在缺失一个“德”字上。这不仅缘于“品德”概念本身的模糊与抽象，其评价标准也难以量化，更在于诸如贪腐之类道德劣性的行为隐秘。而作为显性表现的工作“才能”，人们则往往可以通过具体的施政行为轻易获得印象。于是在一段时期以来，在以经济发展主导一切的政绩观的影响下，某些地方选人用人不重德行、“唯才是举”，以为只要经济搞上去、业务提上去，就能“一俊遮百丑”；更有些人错误地认为，只要干部有本事、出政绩，贪点捞点不是什么大事。这些用人认识上的偏差导致出现一些“能吏”带着“问题”上岗的现象。最终，这些党的事业的中坚和骨干，难免沦为腐蚀党的执政根基的“蛀虫”。
古人云：“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能吏腐败令人扼腕，但绝不值得同情，更不可姑息纵容。因为当“能吏”与“贪官”合二为一时，则“本事”越大，就意味着危害也越大。现实中，有的所谓“能吏”的一些小错小过，往往也能得到“领导不会追究，同事不好批评，下级不敢提醒”的善意纵容，久而久之，权欲开始慢慢膨胀，别人不敢想的这些“能吏”们都敢想，别人不敢说的这些“能吏”们都敢说，别人不敢做的这些“能吏”们都敢做。就这样，一个又一个的“能吏”不约而同地陷入了贪腐的怪圈，老百姓则怨声载道，深恶痛绝。
“能吏腐败”现象警示我们，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必须摆正“德”与“才”的关系，始终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尤其是在“德”这一原则性问题上，不能有丝毫的妥协或让步。一句话，“能”而不“廉”非好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