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交战双方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诸方面的较量，这种较量又是在特定的时间、空间条件下进行的，即中国古代军事学理论中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其中，地理因素与敌我力量对比，历来制约与影响着交战双方的战略和战术决策。能否利用地理因素，扬长避短，制订与实施正确的军事战略，对决定战争胜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全面展开。由于日本是侵略者，中国是被侵略者，因而这场战争的长期的主要战场是在中国的国土上。这样，中国的地理特点在这场战争中就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抗日战争前后，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对抗日军事战略高度重视，在依据中国地理的重要特点与敌强我弱的战争态势等因素，提出与实施的抗日军事战略，对于中国抗战取得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我们对中国地理的重要特点及敌我军事态势，作一简略考察与分析。
中国地理的自然特点。中国幅员辽阔，总面积960万平方公里，是日本领土的20多倍。中华大地，地形地貌复杂，不同区域千差万别。全国地势西高东低，主要河流多由西向东。东南沿海地区多平原，交通方便，人口繁庶；西北、西南多高山峻岭与高原，地广人稀，交通艰难。
中国地理的经济特点。由于历史的原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中国仍是个农业国。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当时中国国民经济的最主要成份。少数近代工商企业，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沿江几个大中城市。中国经济的落后必然导致中国军队与国防力量的落后。
中国与日本军事态势对比。中国的国家政权与军队在辛亥革命以后，长期陷于分裂与内战，自上世纪30年代初以后，逐步趋向统一。但由于历史的原因，1937年的中国仍然是一个“无组织之国家”。中国国民政府的近百万军队分布在从平津一线直到两广、云贵的广大地区内，装备落后，战斗力薄弱，且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独立于国民政府以外，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于上世纪30年代中期集结于西北陕甘宁边界地区，约两万余人。而与中国相反，日本是个天皇制高度统一与严密组织化的军国主义独裁国家，在上世纪30年代，野心勃勃的昭和军阀集团控制了日本政府。
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抗日军事战略问题高度重视。毛泽东早在1936年7月16日就指出：“战争的前期，我们避免一切大的决战”，尤其要反对“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先后写下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多篇论著，指出中国抗战必须而且可以采取持久战方针，“这种方针，在领土狭小的国家是做不到的，在政治太落后了的国家也难做到。我们是大国，又处进步时代，这点是可以做到的”。
由于中国国土辽阔，中国军队采取诱敌深入、持久抗战的战略，因而必然提出了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在1938年5月所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像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
首先是中国国土辽阔，敌占地区面积广大，为敌后游击战争提供了广大的回旋余地。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这就为在敌占区发动与开展大规模的、独立自主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游击战争，以及建立与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其次，在广大的敌后地区，由于地形地貌复杂，千差万别，就为开展各种不同形式的游击战争提供了可能。第一是山地。敌后地区有许多著名的山脉，如长白山、五台山、太行山、泰山、燕山、茅山等。“山地建立根据地之有利是人人明白的……这些根据地将是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为此，毛泽东号召：“我们必须到一切处于敌后的山岳地带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起根据地来。”第二是平原。敌后有广大的平原地区，如冀鲁平原、苏皖平原、江汉平原、苏南平原等等。平原较之山地当然差些，然而决不是不能发展游击战争，也不是不能建立任何的根据地。毛泽东说：“一方面，敌人兵力不够分配，又执行着前无古人的野蛮政策；另一方面，中国有广大的土地，又有众多的抗日人民，这些都提供了平原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临时根据地的客观条件；如再加上指挥适当一条，则小部队的非固定的长期根据地之建立，当然应该说是可能的。”第三是河湖港汊地区。敌后这类地区不少，其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客观上说较之平原地带为大，仅次于山岳地带一等。这已为历史上许多事例所证明。毛泽东号召：“江北的洪泽湖地带，江南的太湖地带和沿江沿海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汊地带，都应该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作为发展全国游击战争的一个方面。”
在敌后广大地区开展的抗日游击战争，将大大影响与改变全国的军事布局与战争态势，形成中日双方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具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毛泽东在1938年5月所作《论持久战》中说“敌占地区将占中国本部之大半，而中国本部完整的区域只占一小半。这是一种情形。但是敌占大半中，除东三省等地外，实际只能占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依重要性说是一等的，依面积和人口来说可能只是敌占区中之小半，而普遍地发展的游击区，反居其大半。这又是一种情形”。在敌后的游击战与外线主力军互相配合，形成夹攻敌人的奇观与包围敌人的天罗地网。1938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指出：“大半个中国将变为敌人的后方，如果没有最广大的和最坚持的游击战争，而使敌人安稳坐占，毫无后顾之忧，则我正面主力损伤必大，敌之进攻必更猖狂，相持局面难以出现，继续抗战可能动摇，即若不然，则我反攻力量准备不足，反攻之时没有呼应，敌之消耗可能取得补偿等等不利情况，也都要发生……因此，游击战争虽在战争全体上居于辅助地位，但实占据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敌后游击战争主要由中共领导的八路军与新四军承担。中共的部队利用日军迅猛向前推进和兵力掣肘所形成的后方空虚，利用敌占地区的广大与地形的复杂，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先后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冀热辽、胶东、渤海、鲁中、沂蒙、苏北、淮北、苏南等根据地，建立了各级严密的中共党组织，建立了各级只听命于中共中央而完全独立于国民政府之外的政权，大力发展各种武装，开展游击战争，配合国民政府军的正面战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同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所说：“在战争问题上，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说来，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
中共在抗战期间花大力在敌后建立与经营的各抗日根据地，总面积日益扩大，控制人口达一亿多，是抗战发生前中共军队控制区面积的几十倍乃至几百倍，成为中共在抗战八年中迅速发展壮大的最重要基地和最重要的兵力、财力的来源，并为中共在抗战胜利后抢占广阔的沦陷区，特别是抢占东北，使得中共早在抗战前就一直努力地打通国际路线、背靠苏联建立根据地的梦想和计划得以实现，从而首先夺取了全东北，再进而夺取全国政权，创造了有利的政治布局和战略态势。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利用中国地理特点与其他各种条件，制订与实施正确的军事战略，是中国人民取得抗战最终胜利的重要保证之一。（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