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回眸当年新四军的地下工作，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中，我们的同志不怕牺牲、出生入死，既大胆又细心，为夺取胜利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新四军的地下工作，由军部、师、旅、团和各军区、军分区政治机关的敌工部门主管首长亲自掌握。中共中央华中局的情报部、统战部、社会部、敌区工作部，以及各区党委、地委、县委的相应部门，都按照不同职责开展地下工作。
打入日寇上层，开展情报策反
新四军把搜集日伪情报放在地下工作的首位，派出各种人员，以各种身份打入敌人内部潜伏，或和敌人周旋。卢志英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
卢志英19岁（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派他到苏州、无锡、常州等地建立抗日武装。1938年5月陈毅率新四军第1支队挺进江南敌后，卢志英将抗日武装交给陈毅，自己回到上海做地下工作。侵华日军很多机关驻于虹口区，卢志英在虹口区办起“沪丰面包厂”“唐拾义药厂”“大中华咖啡馆”等，以厂长、经理等身份和日军周旋，搞到了不少情报。特别是他结识日军驻吴淞海军司令保岛中将后，情报的质量越来越高。
1940年10月，时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指挥的陈毅根据整个苏北斗争形势的迫切需要，决定组建一支统一战线性质的“外围军”——“联抗”（全称为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和鲁苏战区游击指挥部第3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陈毅非常赏识卢志英的精明干练，特地将他从上海调到苏北出任“联抗”副司令兼参谋长。卢志英将名字改为周至堃。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中局和新四军领导深感必须大力加强对日军的情报工作，于是刘少奇亲自找卢志英谈话，派他再次秘密前往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活动范围包括杭州、南京，也可远及武汉、香港、台湾，尽早建立地下交通线。
卢志英成了日军保岛中将家的常客，搞到了不少重要的情报。一天，他从保岛处得知日军要对苏中地区进行“扫荡”，及时通知了新四军1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后来，保岛要卢志英在日军驻沪海军情报部挂个名义上的职务，成为“大日本上海海军军部部长”保岛的顾问和助手，这使卢志英更加得心应手，各种高质量的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到了新四军手中。
卢志英还多次从日军手中搞到军用物资。一天，他驾驶小轿车，让妻子张育英打扮成阔太太坐在车上，车内隐藏着几捆枪支。一路上日伪军哨卡严密盘查，但看到卢志英出示的证件后，立即放行。小轿车开到郊区联络点，卢志英将枪支面交前来接应的新四军。1944年末，为了配合美军可能在杭州湾登陆，根据毛泽东指示，粟裕率主力一万余人从镇江一带秘密渡过长江封锁线。卢志英事先提供了准确的情报，保障了部队的安全。
卢志英较长时间以来一直对保岛开展策反，讲形势，讲中日两国人民的前途和命运，讲我党我军的政策，使保岛的思想不断有所变化。日本宣布投降后，保岛得知卢志英原来是新四军派来的地下工作人员，大为惊讶和佩服。他答应交出所有的武器弹药。
解放战争开始前后，卢志英继续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由于叛徒出卖，不幸于1947年2月27日被捕，后押送到南京，1948年12月27日壮烈牺牲。他的事迹现在陈列在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
成立铁路工委，破坏日寇交通命脉
日寇侵占南京、上海、徐州等大城市后，新四军的地下工作开始在津浦铁路和京（南京）沪铁路上大显神通。
1940年秋，第6支队（新四军第4师前身）司令员彭雪枫指令敌工部长刘贯一，大力做好从徐州到蚌埠津浦铁路段及其两侧的地下工作，敌工部将驻有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团的湖沟镇和任桥车站作为重点。新四军干部张文华、姚克等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使伪军团长保持中立，不袭击通过铁路封锁线的新四军。1941年5月，第4师主力和豫皖苏边区几千名人员从路西撤往路东，没有受到损失，彭雪枫表扬地下工作做得好。
1944年初，第4师和淮北区党委决定成立铁路武装工作队，活动地区以蚌埠为中心的淮河以北津浦铁路两侧，任务是争取瓦解伪军伪组织，破坏日军铁路交通线。武工队从开始时40余人，逐步发展到100余人。他们策反了伪军伪警察伪区长保长，搜集情报，让伪方人员代购军需物资，掩护我方人员在铁路上及封锁线两侧南来北往，不时对列车发动袭击。
铁路工委对日伪采取“打倒一个、吓倒一方”的斗争方针，先一举歼灭了据守程老集的7名日军和30多名伪军。对被俘的伪军教育后全部释放。伪军连连磕头，满口答应为新四军工作。经过对日军小打狠打、对伪军打拉结合以拉为主的一系列斗争，建立了多个秘密联络点，使我方人员过铁路安全顺利。
1943年秋的一天，2师师长兼淮南军区司令员罗炳辉过津浦铁路，铁路工委事先秘密组织两个连的伪军暗中保护罗炳辉。罗炳辉先到铁路附近一个秘密联络点休息，他提出要见见伪军，工委负责人当即作了安排。罗炳辉身材魁梧，站在路旁的伪军见了，纷纷向他立正敬礼，情不自禁高呼“首长好”。罗炳辉不停地招手致意，高兴地说：“中国人是不愿当亡国奴的。”又一次，2师兼淮南军区政委谭震林过铁路，特意下马和为他站岗放哨的伪军聊家常，询问其姓名，家中生活等情况，还拿出香烟给伪军。谭震林说：“你们保护新四军过铁路，就是支援抗日嘛，就是为人民做了好事。”伪军很感动，连声道谢。
铁路工委还发动群众参与地下工作。住在安徽嘉山车站附近8个年轻人，组成了一个“飞车小队”。火车飞驶时，他们双脚一蹬能抓住火车，再来个“倒挂金钩”翻上车顶，再倒挂下来钻进车厢，有时还能在车顶 “开天窗”。于是日军的枪支、弹药、服装、布匹、食品、药品等，不断地从“飞车小队”送到了新四军。还有一次，“飞车小队”一夜之间从车站附近的日军油库里，搞出了84吨柴油。
为了加强京（南京）沪铁路及其两侧敌占区的地下工作，苏皖区党委于1942年3月成立了路北特委铁道工作委员会。经过细致工作，防守新丰火车站一带的伪军自卫团（下属七个分团），成了新四军的外围武装。团长赵秉柏听命于我，这一带日军所设的铁路封锁线，新四军夜间可以过，白天也可以走，少数人可以过，大部队也可以过。1942年12月31日，第1师第2旅第4团和兴化独立团、盐城独立团各一部共约几千人，由旅长王必成率领，从苏北渡过长江，再越过京沪铁路，安全而顺利地到达了苏南，与坚持苏南抗日的新四军胜利会师。
成立长江工委，让天堑变通途
长江江面辽阔，水深流急，日寇在沿江重要渡口派驻部队，修筑碉堡岗楼，派舰艇在江中巡逻，构成了长江封锁线。
1941年10月，6师师长兼政委兼苏南区党委书记谭震林决定成立长江工作委员会，彭炎任书记。他指示彭炎：你们把工作重点放在东起丹阳、西到南京这一段长江南岸，主要任务有三条：一、立下脚跟，做好日伪军工作，搜集情报；二、建立地下党组织；三、建立小型游击武装，总的目标是打破日军长江封锁线，保证我方秘密交通线的安全、畅通。
长江工委把工作重点放在镇江焦山寺附近的和尚洲、南京附近的八卦洲、高资下蜀车站附近的世业洲。这都是江中或江边的小洲，是经长江南来北往的跳板。
和尚洲是焦山寺庙产。主持为了保证收租，成立了一个自卫团。团长名叫陈安义，原先是上海一个资本家的儿子，有江湖义气，周旋于日本人、汪伪、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共产党新四军之间，但不是死心塌地的汉奸。新四军第6师西路保安司令部司令韦永义早和他建立了秘密联系。彭炎主动找上门去，陈安义热情接待，尔后长江工委又派王大中打入焦山寺自卫团。不久后我方就在和尚洲站稳了脚跟，还逐步向四周扩展，陈安义也成了中共党员。焦山寺和尚静严，和镇江头面人物多有交往，和南京的汪伪政府高官也有联系，经过争取，提供了不少情报，并被发展为中共特别党员。
镇江自古以来就是长江南北的交通要道，帮会势力在码头工人和船工中盘根错节，影响力很大。长江工委也把触角伸进帮会，彭炎摇身一变，成了青帮“通”字辈的一员，徒子徒孙尊称他为“叔太爷”。他利用这个特殊身份，把世业洲自卫团团长洪为灵争取了过来，打开了世业洲地下工作的局面。随后，镇江成立了地下联络站，江北岸的大桥镇、仙女庙等，也逐步建立了秘密联络点，滚滚长江不再是不能逾越的天险，从上海、苏州、南京等地投奔苏北抗日根据地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在长江工委派人护送下，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
长江的南北，还有第7师的皖南、皖中两大块根据地，统称皖江军区。7师兼皖江军区政委曾希圣决定加强这一带的地下交通线，特地从55团抽调洪亮、章家元两位营级干部，秘密到铜陵建立地下交通站，分任站长、副站长。
章家元为了站稳脚跟，采取向日寇“假投降”的办法。敌工部则予以配合，故意在师部出版的《大江报》上登载了一个“通缉令”，宣布章家元“叛变革命逃往敌区，特予以通缉”。这使日伪对章家元更加信任。
章家元拉起了一支20多人的队伍，打伪“新亚军”旗号，驻于江中的老洲，又先后成立了三个小分队，分驻于土桥、小天门山、胥桥等地。洪亮则在老洲成立了伪乡公所，开办了一家小商店。
从此，长江南岸以铜陵为中心的近20公里地段，包括日、伪、国民党顽固派部无法插足的江心小洲——老洲，被新四军控制。这一段地下交通线，从1942年3月一直使用到抗战胜利。
成立海上工委海防纵队，开辟海上交通线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新军部在盐城成立，开辟新的到上海和各抗日根据地的交通线成为当务之急。
在陆路和苏北各条内河，日伪军哨卡林立，盘查很严。华中局和军部指令第3师和盐阜地委打通至上海的海上秘密交通线。盐阜地委经过调查研究，决定成立海上工作委员会（简称海上工委），任务是发动渔民、船民建立海上武装，以新四军为骨干，组成便衣队，公开名义是渔民自卫队，开始时几十人、1艘炮艇、7艘机帆船。
当地较大的海匪有四股，各约二三百人。渔民船民出海搞运输，必须办好三个方面的手续：向日寇领取“膏药旗”（即日本国旗）；向伪军领取“罗薄子”（航海证）；向海匪领取白旗子，否则到海上就有船毁人亡的危险。海上工委认为，我军要建立海上交通线，必须先打掉海匪和伪军的气焰，再设法避开日军舰艇。经过六次较大的战斗，我军终于控制了局势。
海上工委对外公开名义是“海运商行”，工委委员王晓云任总经理。另一位工委委员彭林，在华中局办的“鸿利公司”任外交经理。除了总行，还在上海等地方开设了分行、分公司，构成了密如蛛网的地下联络点和交通线。后来几年间，有几万吨军用和民用物资，从上海秘密运到了苏北抗日根据地。许多文化名人如邹韬奋、范长江、阿英、贺绿汀等，还有更多青年学生，都由海上工委组织护送，经黄海的海上秘密交通线，从上海到了新四军。
从长江口以北至大丰县的弶港，约400里黄海海岸，属于第1师和苏中军区活动区域。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决定建立海上武装并开辟海上交通线。第3旅旅长陶勇从主力团抽调200多名指战员，发动渔民船民参加组成海防团，自兼团长，1942年底又扩编为海防纵队，下辖三个团。
在海防纵队的保护下，从苏中区到上海的秘密交通线安全畅通，大批物资运到了根据地。1师采购科科长张渭清秘密进入上海，开办了几家公司，负责采购无缝钢管等日寇严密控制的军工材料和药品，以及采购根据地紧缺的火柴、火油、布匹、食糖、肥皂（当时老百姓俗称“五洋”：洋火、洋油、洋布、洋糖、洋皂）。一次，张渭清得到“青帮”相助，把无缝钢管先从市区运到吴淞，再船运到横沙岛，经海路运到弶港。1师用这批无缝钢管造出了500门迫击炮。电影《51号兵站》主人公“小老大”的原型据说就是张渭清。
利用经济贸易，开创地下工作新局面
日本资源贫乏，难以支撑长期战争，竭力推行“以战养战”，除公开抢掠外，还开办了各种名义的“株式会社”（公司），疯狂进行经济掠夺。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把经济贸易作为地下工作一项重要内容，和情报、策反紧密结合，收到了出色的成效，第7师在这方面工作尤为出色。
芜湖是我国“四大米市”之一，驻上海日军第13军（代号“登”部队）特地在芜湖派驻一个名叫楠木重椿的军官采购军粮。7师兼皖江军区政委曾希圣决定在大米上做文章搞情报策反，他指示师敌工部长段洛夫、皖江贸易总局局长蔡辉（又名蔡悲鸿，对外化名张光华）负责此项工作。为便于工作，在离芜湖市只有十几里的边缘区汤家沟，开办了“集成号”商行。随着工作的需要，又陆续开办了“裕民号”商行、益民盐行、仁和饭店、永丰钱庄，工作人员都是穿便衣的新四军干部。后人把汤家沟称之为7师的“经济特区”。
段洛夫早年留学日本，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蔡辉是新四军里从事经济贸易的行家里手。经过较长时间的秘密争取，1944年秋的一天，汪子东秘密陪同楠木乘船到达汤家沟，与段洛夫见了面，三人用日语交谈了两天，最后达成协议：我方向日方提供大米，日方向新四军提供食盐、西药、布匹、五金、电讯器材、钢材、医疗器械、可印根据地钞票的高级纸张等。楠木还答应送给我方3只汽筏子，作为来往运输之用。
楠木虽是日本军官，但经过段洛夫的策反，思想有了很大变化，《波茨坦公告》发表后，他应段洛夫的要求，将驻芜湖日军情况提供给新四军。为了准备攻取芜湖，7师在芜湖市内设立了秘密联络点，并指定楠木重点调查日方资产。7师先后派往南京、上海开展地下工作的20多名干部，亦由楠木出面，搞到了日本宪兵队开具的通行证。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楠木主动率五六名日军向新四军投降。他还向驻芜湖日军司令官吉村提出投降新四军，但吉村表示上峰规定只能向国民党军投降，但还是同意将40挺机枪、一批弹药和物资通过楠木交给了新四军。
楠木还向新四军提供了日军到南京集中的行动日期和联络线。段洛夫经过请示，先请楠木给我军官兵教日语，在日军开拔途中，组织官兵用日语喊话，动员日军将武器装备留下。此时战败了的日军已无昔日不可一世的武士道精神，垂头丧气，饥肠辘辘，踉跄而行，纷纷放下武器，向我军和群众换取鸡蛋、馒头、大饼等食品。多年后，亲历者7师敌工部临江联络站站长吴锦章向笔者讲述这段历史时，充满胜利的自豪，赞叹新四军地下工作的神奇实属史上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