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姚子健一段特殊的革命经历
2015年7月15日，是我们的父亲姚子健一百周岁华诞。屈指算来，他自上世纪30年代初参加革命距今已有80多年了。他平素为人低调随和，少言寡语。我们很少听他谈及革命往事。
直到21世纪初的一个偶然的机会，父亲与华明之（1913~2003）、沈安娜（1915~2010）夫妇见面，他们共同回忆起白色恐怖时期在隐蔽战线为党收集、传递情报的情景。此后不久，央视专门釆访沈安娜和父亲等尚健在的隐蔽战线的中共地下党人，我们这才逐渐知道了有关父亲的一些特殊经历，尘封了几十年的往事才得以公诸于众。
上世纪30年代初，中央特科领导人之一顾顺章叛变投敌，党的情报工作遭到重大挫折。中共最高层采取措施对中央特科工作作了重新调整和部署，1933年至1934年，上海地下党领导人鲁自诚（1893~1969）先后介绍舒日信、华明之和姚子健等人秘密加入共产党，并将华明之沈安娜夫妇、舒日信沈伊娜夫妇和姚子健等人，移交给中央特科王学文领导。他们在我党隐蔽战线处于逆境时期毅然加入党的组织，为中央特科注入了新鲜血液。
1915年，姚子健出生在江苏省宜兴市徐舍镇一个开小茶馆的家庭。1929年，14岁的他只身来到上海闯荡，考取了上海劳动大学中学部。该校免收学生学杂费、食宿费，每年还发一套制服，这样的条件对类似姚子健这样的贫困家庭的子女是很有吸引力的。
1931年东北“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初上海“一·二八事变”相继爆发，全国军民抗日反内战的热潮风起云涌，姚子健也加入到上海劳动大学大学部和中学部发起的多次学潮和请愿活动中。反动军警包围学校，当局责令师生离校。他只好回了老家，在镇上小学做代课教师。没过几个月，他从一份报纸上看到南京中央陆军测量学校招生的消息，学校免收学生学杂费的待遇又一次吸引了他，他再一次离开老家考入该校。到学校报到后才得知，这是一所隶属于国民党参谋本部的军事化管理的学校，坐落在南京大石桥，学校设国土资源、规划环境、测量制图等专业。1934年春，他以优异成绩在该校的测量制图班毕业，被分配到国民党陆地测量总局印制地图部门工作，担任技佐（技术职称），没想到这个身份为他日后开展情报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姚子健工作不久，他的要好同学、同乡、中共地下党员舒日信从上海来信，希望他能与其会面。姚子健如约而至，在舒日信的引见下，他见到了中共地下党传奇人物鲁自诚。经过多次交谈，他坚决表达了要尽快加入党组织的愿望。鲁自诚听了非常高兴，勉励他要树立为党的事业革命到底的决心和精神，并指示他安心在测量总局的工作，利用工作的有利条件为党搜集军事情报，他欣然应允。1934年5月经鲁自诚介绍，姚子健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为了获取更多更有价值的情报，姚子健以患有眼疾为由，要求调动工作，却被意外地从印制军用地图的部门，调整到保管和收发军用地图资料的部门。这一来，他不仅可以利用保管军用地图资料的便利，获取到标有“密级”的全国五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等比例的各种军用地图，而且包括部队的调动、运作等信息的大量机关公文。姚子健按照组织上的要求，除获取需要的军事地图资料和情报外，还随时关注国民党军队的动向——哪个部队来人领取我根据地、游击区所在地的军事地图，说明敌人要对根据地、游击区发动进攻或将占领哪个区域，需对该处资料进行初步分析整理。敌人拿走什么样的军用地图和资料，他也同样拿一套交给组织。另外，国民党高层使用的“绝密”军事地图和资料，姚子健都想尽办法搞到手。由于总局内部规章制度不严，疏于清点，从一摞摞厚厚的军用地图中抽出一点，也看不出什么破绽。他每次交接军用地图和资料时都提着小皮箱，军用地图和资料放在皮箱底层，上面放着书或衣服，利用周六晚上乘坐火车离开南京，第二天早晨到达上海，赶到接头点与舒日信会面。当天晚上再乘坐火车赶回南京，次日照常上班。姚子健身穿国民党军服，凭着陆地测量总局工作者的身份，手拎着小皮箱，沉着冷静地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无数次地从国民党宪兵身边从容地闯关过卡。如果获得重要和紧急的情报，他则用专门的代号和暗语，通过写信向舒日信报告，这些军用地图和情报，经过党的地下机关传送到中央苏区，为中央苏区领导掌握、分析敌情，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帮助。
就这样，一张张秘密的军用地图和有关情报，通过姚子健传递到党的上级组织和战斗中的红军手中。鲁自诚多次代表党的上级组织，对他的工作给予表彰和肯定，告诉他：获取军用地图和有关情报，相当于带一支红军部队在向敌人作战……他听了深受鼓舞。
国民党内耳目众多，遍布于各个机关，陆地测量总局也不例外。姚子健身处敌人营垒必须时时处处小心谨慎，他平时给人以埋头工作与世无争的感觉。一次，他单线联系的一名下线吴锡钧（地下党员，公开身份是汤恩伯部驻南京办事处人员）来总局取军用地图，吴锡钧不知道他在测量总局工作，险些与他打个照面，幸好吴眼睛深度近视，正和旁人说话，没有看到他。紧急时刻，他背转身迅速离开，避免了身份的暴露。这样的险情是时有发生的。
1934年底，姚子健的联系人舒日信、沈伊娜夫妇由上海调到南京，他将收集到的军用地图资料和有关情报，就在舒日信家中或在南京玄武湖公园等处交给沈伊娜，由沈伊娜转交给王学文。不久，舒日信夫妇调离南京，由化名“熊先生”的人负责与他交换情报。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同年12月，日本军队已攻至南京郊外，南京城危在旦夕，姚子健随总局机关撤退到武昌办公，“熊先生”也随即来到武昌，与他保持着联系。1938年初，总局又将随同国民政府撤退到大后方重庆，日寇大举侵略中国，形势越来越严峻。国共合作、同仇敌忾掀起的全国抗日高潮，让姚子健萌生了投身八路军、新四军，奔赴前方抗击日寇的想法。于是，他通过“熊先生”向组织上郑重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1938年4月，“熊先生”通知他，组织上决定他前往八路军驻香港情报站报到。至此，他没有与单位打招呼，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国民党陆地测量总局，经广州抵达香港，在徐明诚的领导下做些整理情报资料的工作，急切地等待上级组织下达新任务。在此期间，他常见到宜兴老乡、中共情报战线的杰出人物、中央特科领导人潘汉年，潘汉年卓越的领导才华和干练的处事作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8年底，经上级党组织批准，潘汉年介绍姚子健去延安，临行前徐明诚交给他两张落款“小k”（潘汉年化名）字样的便条：一张是写给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的，一张是写给抗大校长林彪的。便条上写的大意是：姚子健有抗日热情，已为党工作多年。怀揣着这两张便条，他离开了香港，先乘坐火车途经武汉到达西安，再转乘汽车……艰辛地跋山涉水，终于抵达延安。当时的中央组织部秘书长邓洁找他谈话，他报告了自己入党和地下工作的经历。之后，干部科科长王鹤寿安排他参加了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六大队学习。
1939年10月抗大毕业后，他奉调到新四军苏豫皖抗日根据地工作，从此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
姚子健短暂的四年情报生涯，是他革命道路上难以忘怀的一段特殊经历，也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他和许许多多隐蔽战线的老同志一样，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对党无限忠诚、为党勇于献身，他们永远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