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鬼子兵”到八路军

八路军是咱中国老百姓的子弟兵。但您听说过八路军中也有“日本兵”吗？

八路军中的“日本兵”，来自延安的“日本工农学校”，这所学校学制从半年到三年不等，没有固定的毕业时间，开学典礼定在5月15日。它与一般学校的最大不同在于，学员全是日军俘虏。

他们原以为自己会被八路军残酷虐杀，却意外地迎来了新生。日本工农学校给予战俘生活上的优待、政治上的民主，并扭转了他们的思想。“鬼子兵”逐渐蜕变成“八路军中的日本部队”。

“连一辆汽车、火车都没有，是多么落后啊！只用下等武器作战的八路军，能够战胜日军吗？和吃鸟食（小米、玉米、豆子等）的八路军，能够一块生活吗？每天我们只是觉得过着暗淡的生活，没有一线光明。做了俘虏，是多么可悲啊！再没有脸见故乡的父母兄弟了，我们是如何不幸啊！”1941年3月15日，日本战俘大山光美在延安写下《我们十四个日本人怎样到延安来的》，讲述他与梅田、重田、大森、山中等如何从“百团大战”战场来到延安的曲折经过，该文刊发在《解放日报》1942年4月6日第二版上。

大山在文中写道：“对于八路军，最初也有这样的心情：我们是俘虏啊！不管说什么甜言蜜语，都是胡说！反正我们是懦弱者，随你们摆布还不成吗？……至于队长对我们则非常关心，凡我们的要求，不管怎样总满口应承。对于生活改善方面，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当到了某一部队时，八路军即向我们道着‘辛苦了’！并且替我们腾让房屋，以实际行动和事实来迎接我们，优待我们，教育我们。对于这，就是再糊涂的人也要感激涕零的，决不愿再做坏事情了。”

抗拒
　　《党风与廉政》杂志主编刘风梅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工作期间，曾研究过日本工农学校。她说，红军初创时，就提出了自己的俘虏政策。1931年前后，俘虏政策已形成多项内容，包括：不杀不辱，不搜腰包，医治伤病员，生活上优待；愿留者分配适当工作；愿去者经宣传教育后，发给路费释放之等等。
据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忠全介绍，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10月25日，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签发《关于对日军俘虏政策的命令》：一、对于被我俘虏之日军，不许杀掉，并须优待之。二、对于自动过来者，务须确保其生命之安全。三、在火线上负伤者，应依阶级友爱医治之。四、愿归故乡者，应给路费。随着被俘日本兵越来越多，俘虏政策也由优待释放转向教育感化。1940年6月，党中央发出指示：“凡俘虏愿意回去者即给以鼓动招待令其回队外，应注意选择少数进步分子，给以较长期的训练。”

实际上，留下的日本战俘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影响严重，很难在短期内改造他们。于是，由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又名冈野进，中文名林哲）提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1940年10月决定，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延安建立一所以日军战俘为主体的特殊学校，即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任务是改造日本战俘，协助八路军对日本军队进行政治宣传。

学员多是被八路军、新四军在战场上俘虏的日军士兵和下级军官，也有少数是受政治攻势和俘虏政策影响而投诚过来的日军士兵。之所以命名为日本工农学校，与当时的学员职业有关，他们参战前主要是工农劳苦大众。

1941年5月15日，日本工农学校在延安文化沟八路军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在开学典礼上，毛泽东亲笔题词祝贺：“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该校的校训为“和平、正义、友爱、勤劳、实践”。

不过，这些战俘一开始怀着盲目的敌对情绪，甚至以暴力方式伤害救助人员。平型关战役中，有个日本兵受了重伤，八路军战士替其包扎，却被他咬掉了耳朵。有个日本俘虏在医生替他换药时，趁医生不备，竟用小刀将医生杀害。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你们野蛮，你们医好我以后，还要割我的头，让我不能再转世，为什么不枪毙我？”
“有的日本兵颐指气使，很是嚣张，还给八路军写条子道：命令，皇军要吃鸡子，着即送鸡子两只。此令。”刘风梅颇为愤慨地说。

1940年11月3日，日本纪念天皇诞辰的日子，6名日本学员偷偷爬上延安的山顶，面对东方，高呼“天皇陛下万岁”。他们将学校的教育看成是赤化他们，利用他们来反对日本。因此，他们对学习始终心怀戒备。一到上课时间，就寻找各种借口逃避现实，或者装疯卖傻，或者捣乱破坏，或者绝食抗议。

蜕变

即便如此，八路军仍积极帮助这些战俘，消除他们敌对情绪。在精神上，我方尊重日军战俘的人格和信仰。不设高墙卫哨，不使用体罚、打骂等强制和压服的方法管理学员，而是用赤诚的阶级友谊，以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式，来帮助他们清除法西斯思想的毒素，逐渐将其民族自尊心引向正确的方向。

尤为突出的是，在生活上，日本战俘在学校享受到同美军观察组（即“迪克西”使团）等外国友人同级的优待。例如，第一个月份发放津贴费5元，配备被毯、鞋袜、手巾、肥皂、牙刷、衣裤等物品。每隔4个月，还补充一次鞋袜、牙刷、手巾、肥皂等。

当时，八路军月津贴分为五等，即士兵1.5元、排级干部2元、连级干部3元、营团级干部4元、师级以上干部均为5元。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全部按连级供给每月3元的津贴。伙食上，除按一般的统筹统支规定外，还特供每人每月猪肉大秤一斤、面10斤，如遇年节或日本重要节日，发给一定的会餐费。从1944年12月11日到20日的食谱看，日本工农学校的主食是白面馒头，副食：上午一菜一汤、下午两菜一汤，且餐餐有肉。这在当时，大大超出了八路军一般战士的生活水准。

学校坚持学习、生活、课外活动皆由学生自治。学校教育一般分为3个阶段：入校新生，先进行一个月的审查，看其是否有入学的意愿，并考察具备入学资格与否。审查合格者，即在预科接受教育2个月，再转入正规学习10个月。主要开设政治常识、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问题等课程，分别由冈野进、赵安博、王学文等人用日语授课。

1943年秋，鉴于众多学员年龄、阅历、入校时间及文化、政治水准的差异，日本工农学校将学员分编为A、B、C三组。A组主要针对新生，教育内容为初步的社会主义理论；B组由文化程度稍高的学员组成，且到延安已有一年之久，主讲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政治；C组由文化、政治水平最高者组成，主讲联共（布）党史。三组共同的课程为日本问题和时事，使学员能及时了解日本当时的外交动向和欧亚战况，以及日本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的“前途”和日本劳动人民所蒙受的灾难，使他们明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失败的必然性。

“学校当时有自己的图书馆，藏书约250本，并定期出版刊物。在冈野进的办公室，还能读到2个月内的日本新闻。”李忠全介绍说，学员白天上课，晚上组织讨论。讨论大体分为星期一讨论会、各组讨论会和读书会三种，尤以星期一讨论会规模最大，讨论的问题也较为广泛，包括日本军队的内幕、八路军和日军的比较、日本法西斯给人民带来些什么等等。同时，学校还组织各种纪念会、报告会和讲演会，辅助教学。

通过学习，学员们的思想实现了蜕变。他们在日本士兵大会、反战大会《致八路军、新四军全体指战员书》中写道：

“我们中间的极大多数，是曾经在战场上，将枪口瞄准过你们的日本士兵。然而，当我们变成八路军俘虏的时候，你们不但没有侮辱我们，没有杀害我们，不仅没有把我们当做敌人，而且还给我们充分的自由、平等、安全和优厚的物质待遇。八路军把我们当做朋友、兄弟和同志加以看待，并使我们从蒙昧中得到真正的觉醒，使我们不得不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以前已经知道了日军的非正义和八路军的正义，就迫切地感觉到：无论如何也要打倒我们劳动大众所不能容忍的敌人——日本法西斯军阀，于是便参加了日人反战团体觉醒联盟。而来延以后，又加入了反战同盟。”

1941年10月，在东方民族大会上，包括大山光美在内的35名日本人，宣誓正式参加八路军。跟大山一样，很多学员陆续或组织或参加各种反战团体，如在华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日人解放联盟延安支部等。刘风梅透露，她的忘年交——小林清，原是侵华日军士兵，被八路军俘虏，思想转变后成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胶东支部负责人。“抗战胜利以后，他还坚持留在中国，娶了一名中国太太，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后来在天津市政协从事统战工作。”

重生

1944年6月，日本工农学校还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举办了展览会，利用大量照片、漫画和模型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腐败的本质及日益深化的阶级矛盾。
　　为加强反战宣传，学员们在校学习期间，就积极帮助八路军编写标语传单等，仅1943年一年，学校设计印制了32种传单、14种宣传册。当年，仅“觉醒联盟”就散发传单103万份。
　　“他们的传单内容大多是：‘不许打耳光，兵士不是牛马！’‘请保重贵体，快乐的故乡在等待你！’‘迎接白木匣，妈妈泪如麻！’”刘风梅举例说，曲阳日军两个班看了“反战同盟”的传单后，纷纷要求回国，敌军军官竟难以制止。不战而屈人之兵，主要是因为学员们熟悉日军内部情况，熟知日军士兵的思想、风俗和习惯，与日军士兵没有或较少敌对情绪，可以抓住日军中的主要矛盾和士兵最迫切的需求，并可利用日军中的旧有关系，所以，他们的宣传针对性更强。
　　毕业后，学员们分赴各条战线，进行通信、喊话等抗日工作，有的直接奔赴火线。1942年11月，“觉醒联盟”太行支部大西对原部队山西省路安县老顶山分遣队中的老乡喊话时，发生双方流泪交谈的情景。又如，“反战同盟”冀鲁豫支部与清丰县日军一个大队经常通信、宣传俘虏政策后，大队的日本兵与八路军交战时，都大胆抛去武器，逃到八路军中来。

“解放联盟”太行支部的砂利男、佳野尺七两位战士，于1945年5月底配合八路军攻势，同赴襄垣白晋线上，对河口敌碉堡喊话。砂利男脚部中弹，血流如注，仍坚持不下火线，最后，两人都英勇牺牲。

刘风梅告诉记者，在八路军中的日本人，1940年投诚者占7%；1942年达18%；1943年达48%。在整个抗战期间，日军投诚者达746人，被俘者6213人，其中许多人被“潜移默化”为反法西斯主义的战士。
　　1945年8月30日，日本工农学校与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华北协议会、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延安支部、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总部、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延安支部等5个单位，在延安王家坪八路军军委总部大礼堂，举行了出发纪念大会，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协同八路军解除敌伪武装，后返回日本。
     1945年8月，美军观察组曾递交过一份长达161页的中国战场心理战报告，详细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待战俘的政策以及日本工农学校的意义。李忠全研究员说：“日本工农学校在当时争取到一支反战力量，巩固扩大了国际革命统一战线，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令人瞩目的一页。尤其，日本工农学校的成功实践，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和各国历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