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铁血斗凶顽

五月的齐鲁大地阳光明媚。我们乘坐的高铁风驰电掣般划过无边无际、郁郁葱葱的麦田，向着我的老家山东省青州市作最后的冲刺。老家呵，尽管我的籍贯须臾不改写着您古老的地名，但当我接近您时，依然是“近乡情更怯”；老家呵，尽管我对您并不陌生，当兵和转业后都曾到过，与我的宗亲族辈也常来常往。但当我面对您时，依然是“相见不相识”。如今，我已岁过花甲，回老家寻根问祖成了梦寐夙愿。而此行的当务之急，是为追寻我的父亲赵文卿在老家投身革命和参加抗日的足迹。

古人云，知子莫若父。父亲生前对我的酷严与真爱已经无疑地做到了。我对父亲又知道多少，我能否做到“知父莫若子”，从而不仅是在血脉里家谱上延续香火，而且是在民族气节、爱国情操和英雄气概上传宗接代？诚如我这次在父亲参与筹建的山东省寿光市公安局局史展览馆中，目睹他为建馆书写的“以史育人”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它仿佛在召唤我们回来“补课”……

1937年底，父亲受其私塾先生的影响，参加了村里的自卫组织“红枪会”，平日里练拳习武，需要时就抄家伙撵土匪，为的是保庄护田看家。不久后，该会就逐步成了地下党县委的外围组织，搞起了武力抗捐抗税抗抽壮丁的斗争。1938年10月，他不仅入了党，还在村里建立了党支部并成为首任支部书记。当时的他才二十刚出头。

那时，日本鬼子铁蹄还未踏进老家。国民党统治势力依然推行着反共仇共杀共的政策，白色恐怖依然笼罩着老家。父亲只能瞒着我爷爷奶奶，隐姓更名（改赵书令为赵文卿）跟着县委在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边地区”（抗战时为边区根据地）开展地下斗争。而他主要担负隐蔽战线工作并任党内保卫机构——四边县委社会科科长。

1939年初，日本鬼子侵占了寿光城并开始了“清乡”和“扫荡”。从此，老家人民同全省乃至全国人民一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武装斗争，展开了可歌可泣、彪炳千秋的抗击日伪顽的人民战争。

1940年，老家地区的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为狠狠打击日伪顽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袭扰与破坏，父亲所在的清河区党委决定集中力量锄奸反特灭叛徒。他奉调寿光县委任社会科长，开始筹建寿光县公安局，由从事党内保卫工作转为担负抗日根据地第一线公安保卫任务。接着，他在老家这一带深入敌区搞情报，化装侦察觅目标，勘察地形定方案，缜密筹划毙奸贼。他在边战斗边筹建中，摸索如何在根据地建设保卫机制，如何在拉锯区和敌占区建立渗透机制。

该局初建时，机构精简，人员精干，县长兼局长，下设侦察和审讯两科，执行具体任务的是政治保卫队，总共20来人，但密布根据地各个乡村的情报网（也叫锄奸网）却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而且还渗透进了敌占区日本鬼子的炮楼里和伪军的碉堡中。当时，父亲主持举办了三期“锄奸骨干训练班”，使局里公开化的公安特派员加隐蔽化的除奸网员，最终发展到了200多人，其中大部分人是抗日堡垒户的农民群众或商贩，也有小部分受归化的伪军警特等人员。

对此，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父亲生前常告诫家人的一句话：“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牺牲，我们这些土八路就是一群聋子瞎子瘸子外加叫花子，啥都干不成！打日本鬼子是这样，赶走老蒋进城接管也是这样。忘记群众就是忘本，欺负群众就是欺祖！所以啊，我们对老家来的群众一定要热情接待……”

父亲和战友们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充分依靠和发动群众，通过数次威震敌胆的战斗，消灭了一批在当地为虎作伥、罪大恶极的伪顽汉奸特务和叛徒，不仅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士气，还使敌人闻风丧胆，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出来。至今，他和战友们那些传奇故事，在老家的史志里或老乡的口碑中传颂着，这里仅介绍其中的一件。

1942年春夏之交。当时的清河区党委社会部长李震（解放后曾任铁道部副部长）派遣行署公安局政卫队李队长（他亦回寿光老家养伤），给局里带来了“务必尽快除掉吴吉亭”的急令。吴吉亭1936年加入共产党，但品行不端，参加革命后仍恶习不改。抗战时他曾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八支队一营营长，后在抗大山东分校学习期间，因饭菜不合口遂打伤老红军资历的炊事员，受到组织严厉批评而心生怨恨，不辞而别回了老家。尽管校方即派人对其规劝，但他最终还是叛变投敌，投靠了与日寇沆瀣一气的国民党保安十五旅旅长张景月。此人一贯反共，见吴来投奔，喜出望外，委任吴为保安十五旅中校衔“政治工作团”团长。该团驻守在该旅第二大据点邢姚镇。所谓的“政治工作团”，就是专门从事破坏统一战线、制造摩擦分裂、偷袭抗日武装、残害抗日军民的伪顽特务组织。吴到任后，先给日伪顽送上了一个“大蛋糕”——凭借着“家犬路熟”，先后破坏了县委大部分基层组织，抓捕并杀害了一批党员干部和抗日民众。他仅在抗日根据地一个堡垒村就用铡刀残害了上百条无辜的生命，而对我党威胁最大的是，他偷袭并占据了鲁中根据地与胶东和鲁西南根据地联系的“交通村”，直接威胁到了冀鲁边区抗战大局！

此贼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解党忧！父亲和战友们得此“必杀令”，倍感责任重大。他主管侦察，即与局长和李队长共同策划，除了与李队长联系熟悉邢姚镇情况和吴吉亭活动规律的内线外，又去向上级党委借了枪（当时局里没几把好枪）。据说，上级领导们佩带的好枪统统交给他带回局里。万事俱备，只欠“赶集”。他们决定在邢姚镇的集市上把吴吉亭干掉！

1942年9月6日拂晓，他们分成执行组和接应组，提前钻进了距离邢姚镇约一里路的高粱地里隐蔽。上午，日上两竿时，前去赶集的百姓已是熙熙攘攘。已乔装打扮的行动组飞快闪出，遁形于通往集镇的人流中……但这次行动却未能得手。功亏一篑的原因是：当行动组三人呈“品”字形与吴贼及两个护卫面对面正欲动手时，突发情况出现了——在他们身后突然冒出了约有一个班的伪顽兵，荷枪实弹边呵斥边驱赶着人群，好像是在清场子。此刻若再拔枪打吴，成功的概率已大大降低。因为吴似有警觉，同时打完回撤亦是凶多吉少。于是，反应敏捷的行动组长及时发出撤离暗号，他们装作若无其事地返回。这次行动收获是，看清了吴贼的长相和护卫他的阵式。

回来后，父亲及时从内线中获得情报称，吴贼并未察觉也未加强据点警戒。上级党委考虑到下一次行动时，地里高粱已收割完，没了“青纱帐”安全撤退难，决定从军分区部队抽调一个排担负接应和打援任务，同时重申了战斗动员令：“不打则已，一打必毙！”

半个月后的9月20日，集市照例是热闹非凡，行动组混迹于赶集的人群中，来到了吴吉亭必经之地，佯装茶客或商贩，喝着茶聊天或吆喝着卖货。而吴贼呢，也照例由左右各一名卫兵护卫着，优哉游哉地从据点里朝着集市逛了过来，屁股后面还跟着两个提篮背筐的勤务兵。他还照例是先逛“花市”（大姑娘小媳妇聚堆的买卖针头线脑的地方），猎色或调戏妇女，然后向行动组守候的小吃街转过来。只听“啪啪啪”三声枪响，吴贼和两卫兵便应声倒下，再听“哒哒哒……”一梭子匣子枪声，但见吴贼的脑袋已成“烂西瓜”。集市里顿时大乱，行动组的勇士们趁乱藏身于四处逃散的人群中，毫发无损地撤了出来。此刻，据点里的敌人方缓过神来，急急忙忙出兵追赶，正好撞在埋伏镇外的“老八路”枪口上，军分区部队一阵排枪扫射便把敌人堵了回去。这枪声，似在迎接勇士们胜利凯旋！

我父亲就是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卓绝岁月中，经受了根据地公安保卫战线大小战斗任务的历练，成长为具有侠肝义胆的一代革命卫士和公安骨干。父亲后来任上海市公安局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局长（1981～1990），退二线后任市政府顾问、市公安局咨询委员会主任。他老人家于2011年6月27日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

父亲，值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请接受我们晚辈的缅怀和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