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妈妈叶世锜

日本军国主义当年发动的侵略战争，给我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和浩劫，我的母亲虽是一个家庭妇女，但也没有逃过这一劫。她姓叶，名世锜，生于1893年10月，缠过小脚，初小文化水平，但能看报、写信、记账，还识大体。上海沦陷，父亲失业，因租不起房子，只好寄住在卡德路（即今天的石门二路）祥福里32号舅舅家，我们一家六口挤在二层阁楼内。大哥汤纪宏1939年参加了新四军，家里靠着大姐汤群做代课老师的微薄薪水维持生活，经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1941年，大姐也参加新四军去了苏北。为着抗日救国，我妈含辛茹苦，让大哥和大姐战斗在抗日第一线。

1940年前后，哥哥到江南做地下工作，他跟妈说：“我们现在做的是抗日工作，过的是供给制生活，无法养活家里。”妈妈却认为，你们抗日也不要一人在外面东躲西藏，可以到家里来，我们一起干。这样，哥哥就常回家，把家当作他的工作场所，有时约些同志来家开会，有时隐藏一些物资在家，母亲经常给他们放哨望风，也用窗台上放花盆的办法传递信号，保证了地下活动的安全。

我那时只有七八岁，在哥哥的挚友、翻译家草婴先生的帮助下，做报童，与妈妈一起卖报度日，其中还给住在上海的俄国人提供苏联报纸。有一天，母亲在卖报时被抓走，关在日本宪兵队的监狱内，见到被抓进去的许多人中有我的哥哥，敌人要她认儿子，她始终不承认认识他，敌人严刑拷打她，她始终装傻不知是什么事。后来哥哥被地下党营救出来了，妈妈也被关了几个月后放了。这次遭遇更激励了她的斗志。在哥哥的挚友、语言学家倪海曙的资助下，我们在现今的南京西路石门路口正威药房门口，摆了一个书报摊，利用报刊、书籍夹带情报，还把三联书店送来的《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等进步报刊卖给进步人士，扩大了我党的宣传阵地。

原来住的二层阁楼已无法开展工作，我父亲出面在西宝兴路汉兴里三号租借了一幢老式石库门房子，母亲带着弟弟替地下党同志做饭洗衣，有口饭吃，没有工资，对外像个家庭。哥哥不断为新四军输送人员，还将在沪暴露身份的地下党人员送到根据地，妈妈给他们安排吃住，保护他们，这些青年男女也称我母亲“妈妈”“伯母”。我母亲经常主动和邻居交往，房子的右边住着民主党派领袖楚图南，左边住着一个国民党的“包打听”。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哥哥他们把在上海刻好的抗币模板，把做武器的无缝钢管，把布匹药材及其他物资，把书报摊搜集到的情报，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新四军去。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一直坚持到上海解放，由于隐蔽工作做得好，周围邻居和正威药房的职工都没发觉，解放后待党组织公开时，大家才恍然大悟。

邻居曾经问我母亲，你怎么有这么多孩子？妈妈总是很镇静、很大方地回答：“他们都是我的侄子、侄女、外甥，他们到上海和我儿子一起做生意，没地方住，我留他们住在我家里。”上海解放后，哥哥参加了接收上海出版系统的工作，后担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大姐回上海参加了接收中国银行的工作，她今年99岁还健在。过去妈妈接送过、保护过的同志，曾任各级领导的有：徐雪寒（外贸部副部长）、陆明（上海市检察院副检察长）、余瑾（上海市财政局副局长）、金源明（济南铁路局副局长）、蒋建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王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等等。

解放后，母亲积极参加里弄工作，被选上了居委会的治保委员。1950年，母亲又鼓励我和弟弟参加抗美援朝，我当了通信兵，弟弟当了防空兵，四个子女都过着供给制生活。有人问她，怎么把两个小的都送上前线，妈妈说：“把孩子交给共产党，我最放心。”人们都称呼她“光荣妈妈”，我们为有这样的好妈妈而自豪。

1965年已是73岁的妈妈，一场大病故世了。今天，我们与她离别已经50年了。她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却不是共产党员。她没有正式委任的工作，不享受各种待遇，但她忠诚老实、不求功名、不图回报的价值追求，是我们后辈的崇高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