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新四军老兵，自1943年初冬参加浙东抗日游击纵队打鬼子，至今已过去70多年了。
1983年12月，我离休后参加了温州新四军研究会活动。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创办的《大江南北》杂志，1989年在江苏省无锡市召开《大江南北》第一次联络站会议，我和在杭州部队干休所的20军老战友范执中同去参加。在报到处登记本上，看到有上海市南汇县的吴锡钦的名字，这不是浙东纵队特务大队7中队的指导员吗？我和老范万分激动，立即找到了吴锡钦所住的房间。
一进房间，我们惊喜不已，指导员瘦长的身躯，还是老模样，只是唇裂已经修补，仍留着疤痕。我走上前，紧握着他的手连声叫“指导员，指导员”，他被我这突如其来的动作惊呆了，望着我连问：“你是谁？”我热泪盈眶地回答：“我是你的战士刘天淦！”他“啊”了声说：“你还在世？”接着忙拉着我的手让我坐下，给我俩倒茶。抗日老战友喜重逢，我们都万分激动。老吴风趣地说，那年你病得昏迷不醒，没有办法，只好叫人把你送到后方医院去。送你去的人回来说，天淦已不行了，此后就没有你的消息了，我以为你到马克思那里报到去了。我们手拉手兴奋地交谈着，仿佛又回到了当年。
1943年初冬，我们5个人从永嘉县山区出发，徒步七八天，到达宁波四明山南旺村，找到我党领导的浙东抗日游击纵队司令部要求参军，随即就被分配到纵队特务小队第1中队2班当战士。我曾在小学夜校里听中共地下党员谢老师讲过浙东抗日游击纵队是共产党的部队，是打日本鬼子的。我也从谢老师那里了解了一些党的抗日方针和对敌斗争政策。当时谢老师还把他1942年在潘坑小学编印的一册夜校“读本”送给我并鼓励说，你慢慢地会读懂的，将来会成为一个坚强的革命者。我凭着一股抗日报国的热情到了部队，学习训练都很认真，行军吃苦不甘落后，打仗跟着冲上前。中队领导和老同志都把我当作小弟弟，耐心地帮助我，使我感到革命队伍的温暖。这个中队即连队，在特务大队时是纵队首脑机关的安全保卫者和重要特殊任务的执行者，编入第5支队第3大队第7中队后，是第5支队的主力连队，勇猛顽强，沉着果敢，历次战斗都能完成上级交给的艰巨任务，当时，吴锡钦是第7中队的指导员。我在这个中队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吴指导员以身作则的模范行为和他对我的教育与帮助，是我永远不会忘却的。1944年的春天，吴锡钦指导员找我谈话，问我：“你为什么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我说：“我们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要推翻地主阶级，我们穷人才能翻身……”他讲，要做党员，就要下决心革命到底，在战斗中冲锋在前，轻伤不下火线，学习、训练都要带头，还须服从组织，听从指挥，遵守纪律，保守秘密等等。这些我都牢记在心。1944年5月5日，我入了党，8月5日按期转正成为正式党员。
1945年4月间，部队开展大练兵，迎接大反攻，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我是党员，又是战斗小组长，处处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在紧张的练兵中我得了重感冒，还是坚持训练，连续几天，高烧不退，饭水不进，直到昏迷，连队派人将我送山中的晓岭后方医院，确诊为脑膜炎后被送到鄞西另一个山中的“白岩寺”，在寺中的“浙东荣誉工业社”休养，从此与吴指导员没了联系。抗战胜利后，这个“荣誉工业社”解散，人员全部遣散回乡。在我坚决要求下，组织上让我仍回部队。
回到部队后，我到纵队军政干部学校学习。在干校2队随军“北撤”，到达江苏省涟水县，部队奉命编为新四军第1纵队第3旅，干校编为第3旅教导大队，我仍在“教大”第2队任副班长，到1964年5月因眼病转业。
这次《大江南北》联络站会议开了两天，我们老战友相逢，有谈不完的话。想不到我们这些革命战争的幸存者在几十年后能够重逢，真要感谢《大江南北》杂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