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枯石烂，我的意志永不变

1982年，我所尊敬的老领导苏菲调任上海铁路局纪委副书记，离开了我所工作的上海分局。直到20多年后我退休了，打听到她的住处前去探望，她对我依然是那样亲热。我在她的书橱里看到一本新四军研究会浙东分会编写的《浙东抗日根据地群众工作专辑》，其中有苏菲写的回忆录《在慈北的斗争岁月》，便向她借来看，从而了解到苏菲从一个女孩成长为一名新四军战士的艰难历程。

一

苏菲原名王苏菲，生于1926年。她的父亲在上海做店员，她则跟随母亲住在浙江慈溪老家。1941年，慈溪沦陷，学校解散，刚读了一年初中的苏菲回到了乡下。这时，村里来了一位老师，办起读书会，将失学的孩子们组织起来读书。白天，他们在庙宇、祠堂里上课，听老师讲抗日救亡的道理；晚上，苏菲用竹匾遮住窗户，点起火油灯，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传》《母亲》等进步书籍。保尔·柯察金的英雄形象成为她的人生坐标。在读书会里学习了一年多时间，苏菲于1942年底参加浙东新四军“三五支队”，一去就参加了三北地区（镇海、慈溪、余姚三县的北部）的民运培训班，学习如何开展调查研究、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发动群众。1943年1月，苏菲成为一名中共党员。

三北地区是于1941年4月下旬沦陷的。为了开展敌后抗日，我上海浦东游击支队根据上级指示，在姜文光、朱人侠、蔡群帆、林有璋（林达）、朱人俊等同志率领下，先后分七批于五六月间渡海南下到达三北地区。1941年10月，成立中共浙东军分会，由吕炳奎任书记，王仲良、蔡群帆为委员，统一领导我党抗日武装，初步打开了局面。为了进一步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华中局于1942年6月成立以谭启龙为书记的浙东区党委，同时成立三北游击司令部，何克希任司令员、谭启龙任政委。因司令部下有第三、第五两个支队，所以，人们就把新四军的部队称作“三五支队”，直至1944年1月，部队正式宣布改名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

1943年初，“三五支队”派出一批抗日青年到农村开展民运工作，其中大多数都是像苏菲这样二十岁上下的女学生、女工人。她们一个人负责一个乡，建立农民协会、自卫队、妇女会，组织民主选举，推行“二五减租”，开展反“清乡”斗争。17岁的苏菲负责慈北鸣鹤乡，但她还不太清楚“二五减租”该如何算账、收割前如何估产，以及如何组织佃农骨干开展与地主的斗争……苏菲心中十分焦急。

苏菲找到负责沈师桥镇的柳英，向她请教。柳英比苏菲大三四岁，是1940年的“老党员”。性格豪爽的柳英对苏菲说：“你到我那里去住上两天，我们一起研究。”柳英先向苏菲解释减租减息的政策：“二五减租”原是国民党根据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提出来的，抗战初期，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在施政纲领中又一次重申要实行“二五减租”，但还是只说不做。我们共产党把它接过来，一方面是为了切实维护贫苦农民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是作为我们开展工作的合法依据。我们的主要打击对象是当汉奸的土豪劣绅，对开明士绅和富裕中农要讲团结，对家中缺少劳动力的小业主，还可以由佃户自愿添补一至二成的租子……

柳英带着苏菲走村串户，深入佃农家中宣传“二五减租”政策，召开贫雇农座谈会，物色骨干，成立自卫队。通过做细致的思想工作，自愿参加农协的佃户越来越多。于是，召开农协成立大会，推选出代表与地主谈判。苏菲经历了这样一个全过程，心中有了底，回去之后也很快组织起了自卫队、农会、妇女会……

1944年11月间，苏菲调到慈北洋浦乡工作，不料第一天就被沈师桥镇的汉奸带来的日本宪兵队包围了。苏菲被五花大绑押到东山乡日本宪兵队队部，当夜就受到严刑逼供。宪兵队长亲自动手，却被苏菲狠狠地咬了一口，气急败坏的宪兵队长左右开弓打了苏菲一连串的耳光，士兵们的枪托也一起砸来，苏菲浑身上下火烧火燎般地疼痛；尔后，他们剥去苏菲的棉衣、鞋袜，将她关进木笼，站在水泥地上，冻了几天几夜；接着，再上刑，逼供、诱供、假枪毙……一天，苏菲见送饭的师傅用手指点了点饭团，打开饭团，见一纸卷上写着：“你在狱中表现我们都知道，第一要保持革命气节，第二要保存革命力量”，末尾两个数字是地委组织部长与区委书记的代号，一股暖流涌上苏菲的心头。第二天，送饭师傅又带来一支短铅笔和一张空白纸卷，苏菲在回条上写道：“海可枯、石可烂，我的意志永不变！”转眼两个多月过去了，凶残的日寇仍然无法让苏菲屈服。

1945年临近春节时，宪兵队押着苏菲，经余姚撤回宁波，把她关在宪兵队的大本营里做苦役。有个年轻的女人三天两头找苏菲劝降，听人讲那女人是宪兵队长的“小老婆”。苏菲反过来做她的思想工作，那女人说：“我也是被他们下乡‘扫荡’时抓来的呀！”营地有个平时锁着的小门，一天傍晚，苏菲留意到小门上的锁虚掩着，便向看管自己的老妇人“请假”，说家中找了保人，今天要来大门口与自己见一面。那老妇人以为大门口有哨兵把守，不会有问题，便“准假”了。苏菲从小门逃出，来到马路，跳上一辆黄包车，乘到偏远的四明会馆，脱下一件衣裳给黄包车夫充作车钱，然后躲在停尸房的棺材后面，等到天黑潜入农田，在田埂走了一天一夜，终于回到了慈溪县委机关。地委正在那里开会，同志们看到苏菲，欢呼着把她抬了起来，才发现她的双脚烂了两个大洞，骨头都露了出来……三北地委审查后认为苏菲“对敌斗争坚强不屈”，地委组织部长黄知真在大会上表扬：“苏菲同志才19岁，年纪这么小的女同志，对敌斗争都这么坚决，抗日意志坚强……我们一定能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把他们赶回老家去！”《新浙东报》也专门报道了苏菲的英勇事迹。慈北一共十三个乡镇，苏菲先后在其中十个乡工作过，开展减租减息、带领自卫队保护农民秋收、锄奸、反“清乡”……一个优秀的党的群众工作干部，就是这样历练出来的。

二

最近一次我又去探望老领导苏菲，她已经89岁了。她对我说：“三北民运队的女同志有好几个是被日伪军、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她们都是刘胡兰式的女英雄，写写她们吧，历史应该记住她们……”

苏菲在慈北时，与邻乡的民运队员竺莲芬经常在一起开展工作。“三五支队”主力于1944年春来到三北地区后，战事频繁，需要当地筹集军粮。7月下旬的一天，又闷又热，苏菲与小竺连着几天翻山越岭地催收军粮，深夜才回到苏菲暂时住宿的五磊寺——因为敌人的别动队抓捕我党干部时连带房东一起抓，为了不连累群众，所以民运队员经常住在山上的寺院里——两人一身臭汗，很想洗个澡。寺后山坡边有个半月形的小池塘，池边大树环抱，一轮明月倒映在平静的池水中。两人看看四周无人，便跳入池中，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澡。哪知一热一冷，苏菲当晚就发烧了，讲了一夜胡话。第二天一早，小竺扶着苏菲下山，想找部队的医生拿点药，不料半路上遇见敌伪军正在和“三五支队”交战，两人便隐蔽在一座尼姑庵里。等了一个多小时，敌伪军溃退，竟然朝着尼姑庵方向逃来。小竺架着苏菲躲进水稻田，趴在冷水里将近两个小时。医生没找着，小竺只好再架着苏菲回到山上的五磊寺。整整三天三夜，苏菲粒米未进，全靠小竺一口口地喂她喝水，替她擦身降温，陪她睡在寺内客房的地板上，终于使苏菲战胜了病魔。

苏菲于1945年春调至四明地委工作队，她在那里写信给竺莲芬，说自己将去小竺的家乡嵊县开辟新区。竺莲芬是嵊县人，她的学生时代在那里度过，13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冬调至三北地区做民运工作。她给苏菲的回信中写道：“我对富庶美丽的故乡怀着十分眷恋的心情，多么希望能与你们一起去唤醒我故乡父老兄妹的觉悟啊……”苏菲收到了她的回信，接踵而至的就是她英勇牺牲的噩耗：1945年5月9日，竺莲芬开会途中，被汉奸便衣队抓住，在敌人的严刑逼供、威胁利诱面前，她坚贞不屈、视死如归。5月26日，她在临刑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被敌人用刺刀刺了十几刀，牺牲在余姚（今慈溪）浒山北门外，年仅21岁。每当清明节，苏菲的眼前总会浮现出竺莲芬白净秀丽的脸庞，甜甜地微笑着。苏菲赋诗深情缅怀自己的战友：“白天下山催军粮，夜阑卧地未觉凉。姐妹情深多壮志，笑谈理想到天亮。”

在苏菲给我看的牺牲女战士名单上，还有李敏，1944年2月牺牲，21岁；林坚，1944年4月牺牲，20岁左右；王毓秀，1945年6月牺牲，28岁；黄行素，1945年8月牺牲，22岁；刘素琴，40余岁，是当地村民，曾像大姐一样照顾苏菲与她的战友，却在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军队杀害，留下三个年幼的孩子……还有几个姐妹，被坚持反共的国民党抓去，关进集中营，直到抗战胜利国共谈判时方被释放。

新中国成立后，苏菲长期得不到“老党员”柳英的消息，经多方打听，才知道柳英在新四军北撤后转移到上海，组织上派遣她护送一批青年去浙东“三五支队”留守部队参军，完成任务后，被叛徒出卖，牺牲于宁波郊外。1982年，苏菲在镇海烈士陵园找到了柳英的坟茔——苏菲对我说：“我走遍了三北地区四所烈士陵园，以表达我对烈士们的崇敬与哀思。”

自从1945年11月“浙东游击纵队”编入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在师部、军部工作的苏菲接触过太多的烈士，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解放上海时，苏菲负责江湾一带烈士遗体的辨认和入殓工作，有12位烈士的姓名未能查明，苏菲为他们建造了“无名烈士墓”，在墓前对他们说：“对不起你们了，没能留下你们的姓名，但我们会永远记住你们的，上海人民会感谢你们……”有一位上海籍烈士，牺牲前经过自己的家门，对战友说：“看，这就是我的家！”后来苏菲专程去看望了他的家人。

苏菲对我说：“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烈士们！现在，国家设立了烈士纪念日，就是要让世世代代的人们记住他们，记住所有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而牺牲的同胞。想起他们，我们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还有什么个人的利益不能舍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