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1期●征战纪事●

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建立及其活动

作者:孙宅巍


设立于抗战硝烟之中

1937年8月,在国共两党关于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协议达成后, “第八路军驻京办事处” 亦随之成立。9月11日,八路军编为第十八集团军,因而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又称“第十八集团军驻京办事处”。《中央日报》《申报》《新闻报》等,于9月12日在刊登国民党要员电贺朱德、彭德怀就任八路军正、副总指挥消息的同时,披露:“该路军已派叶剑英在京组设办事处,以便随时向中枢商承一切。”10月3日,朱德、彭德怀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程潜、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称:“兹派职路参谋长叶剑英为驻京代表,李克农为驻京办事处主任,以后钧部所发与职路之一切军需、军械等,概由该办事处主任李克农负责署名领取。特电谨呈备案。”

实际上,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的出现与运作,远比朱、彭电呈国民政府的时间要早。8月中旬,周恩来在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及国共谈判时,中共方面即租到傅厚岗66号(现青云巷41号)的一幢小楼作为办事处。朱德、周恩来先后离开南京后,即由叶剑英负责筹组办事处,童小鹏负责机要工作。8月下旬,中共中央指派李克农由上海到南京任办事处处长(亦称主任),钱之光由延安前来负责军需、财务。9月初,中共代表博古来南京参加国共谈判时,又帶来齐光、吴志坚、康一民、李白等人。齐光负责文书、采办,吴志坚任副官,康一民任译电员,李白任报务员。10月,邱南章由太原来南京负责总务;袁超俊由上海前来任科员、副官;从南京出狱的李应吉任收发。在此期间,先后经中共方面营救出狱的黄文杰、夏之栩、刘顺元、李世农、刘宁一、钱瑛、喻屏等人,均一度留办事处负责接待、审查被释放的政治犯。为便于工作,又在高楼门29号(现高云岭29号)租了一座小楼作为“处长公馆”; 在西流湾1号租平房一座,作为宿舍,并兼作办公用房。

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建立于战火日益临近南京、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前后的关键时期,同时又肩负着中共中央驻京办事处的重任。从它的实际活动来看,其主要任务有: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和八路军战绩;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营救被国民党关押的政治犯,并对他们进行接待和必要的政治审查;接待失掉组织关系的党员和要求参加革命的爱国青年;恢复、建立长江流域和华南各地的中共组织;向国民政府军事机关领取军饷、军械、医疗药品和其他军用物资;采购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缺乏的物资,运往陕西、山西;搜集抗日战争情报;筹备出版《新华日报》等。

为推动全民族抗战建殊勋

营救被国民党关押的“政治犯”,是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肩负的一项重要使命。1937年八九月间,先后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布的《战时监犯调服军役办法》和司法行政部批准的江苏高等法院《临时处置监犯办法》都规定,部分监犯可以“服役” 形式提前释放。于是一批刑期较短的“政治犯”,于8月中旬至9月上旬陆续获得释放。在这一期间,从晓庄附近的首都反省院被释放的“政治犯”有夏之栩、王根英、熊天荆、张越霞、乐于泓等人;从江东门中央军人监狱被释放的有蔡馥生、黄文杰、刘顺元、王凯、李世农、陈农菲、郑绍文、王鹤寿、刘宁一等人;从老虎桥江苏第一监狱被释放的有陈独秀和赤色工会国际驻太平洋职工会的代表牛兰、汪得利曾夫妇等人。

对于刑期较长的“政治犯”,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便以朱德、彭德怀或叶剑英的名义,写信给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指名要求调往八路军“服役”。9月中旬,军政部打着“疏散” 的旗号,将中央军人监狱中100余名刑期在15年以上的“政治犯”和少数军事犯解送安徽和县姥下镇,另外100余名“政治犯”全部关到有“狱中之狱” 之称的南监中,企图在相对集中的基础上,再将他们解往武汉。为了营救这些“政治犯”,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多次交涉,终于使钱瑛、肖明、陶铸、曹瑛、顾玉良、肖桂昌、喻屏、陈春林等一大批人员被营救出狱。综计,在8月至10月间,从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监狱、反省院先后获释,经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接待和初步审查的共有1000多人,其中700多人经西安转送延安。

宣传中共抗日救国纲领和八路军的战绩,是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的另一项重要日常工作。9月,办事处批准刚从中央军人监狱获释的中共党员陈同生(陈农菲)前往《金陵日报》任总编辑、代理社长。陈还帶去陈沂、何方、田朝凡、朱仲龙(朱穆之)等一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陈同生经过与国民党中央党部新闻检查室不断斗争,利用《金陵日报》大力宣传团结抗日,并在显著地位刋登《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囯共合作宣言》和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等消息。9月下旬,经国民党同意,中共开始在南京筹办《新华日报》,由潘梓年负总责,钱之光、章汉夫分别负责经理、编辑工作,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写了报头,去上海购买了一批纸张,还在中山路上租了一处房子作为营业部,另租到一个印刷厂。办事处在积极筹办报纸的同时,还将中共中央的重要宣传文章和八路军在前线作战的战绩,不断通过油印转发各报馆,以扩大影响。对于新闻媒体中出现的一些不实报道,办事处及时指出,以正视听。有一次,南京一家中间派报纸,说八路军“游而不击”,身佩少将领章的李克农立即将这家报纸的总编辑找来,严正责问:“你们讲八路军‘游而不击’ 的根据是什么?平型关打了大胜仗,怎么是‘游而不击’?”他厉声责成该报即予更正。这位总编辑在事实面前输了理,只得承认错误,第二天就在报上作了更正。10月7、8、9三日,办事处在《申报》《中央日报》连续刋登《朱德、彭德怀启事》对全国各军政领袖、各党派首领、各界名宿、各民众团体为朱、彭就任八路军正副总指挥事发来的贺电表示感谢,并称:“所部亦已开赴前线,正与暴敌激战。我全体将士誓与全国民众及各友军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扫除强敌,务使民族解放之伟大事业克底于成。”10月中旬,八路军驻京代表叶剑英通过接受记者访问的方式,向社会公布了八路军在前线作战的情况和战果。他说:“八路军在晋作战,与各友军相处,感情极佳。”

八路军南京办事处还通过邹韬奋先生主编的《抵抗三日刊》传达延安陕北公学招生的信息,介绍去延安的路线及延安的气候条件、生活状况。办事处热心为每位有志去陕北的青年开具介绍信。

八路军南京办事处还在恢复、建立南京及各地中共组织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大批平津流亡学生抵达南京后,北平学委负责人蒋南翔于9月8日到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向叶剑英、博古等汇报工作。博古指示他们将流亡学生中的30名中共党员组织一个特别支部,建立正常的组织生活。9月中旬,博古又指示成立中共南京市委,由李华任市委书记,方珂德、马子卿为委员。市委的工作重点为:与平津流亡学生取得密切联系,帮助他们提高政治觉悟和选择工作机会;注意吸收民族解放先锋队的优秀分子入党;建立新的统一的南京学生团体;在产业部门及乡村小学教员中发展党员等。在博古驻南京期间,由博古直接领导南京市委开展工作;博古离开南京后,南京市委工作便由“八办” 主任李克农负责领导。
在此期间,博古坐镇八路军南京办事处,还领导恢复、建立了长江流域各地的中共组织。其中包括:10月,派陶铸、钱瑛去武汉,与郭述申共同组织中共湖北省工委,后又增派由苏州监狱获释的方毅前去参加省工委工作;刘顺元、刘宁一派往上海参加江苏省委工作。

撤往战时指挥中心武汉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国民政府于20日正式发表移驻重庆宣言。国民政府宣告:“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更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民抱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人力,不能使之分离。”虽然国民政府已决定将首都迁往重庆,但实际上,在1937年11月和12月间,跟随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搬迁到重庆去的中央机构,只是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极少部门,大多数的主要职能部门,都暂时迁到了位于长江中游的武汉。如军事委员会及军政、外交、财政、内政、交通、社会等部,蒙藏、侨务、赈济等委员会均暂留武汉。由于武汉所处的交通枢纽及重要战略地位,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一些已迁重庆的部、会,也在武汉设立了办事处。各囯驻华使节,也随外交部由南京迁到了武汉。有鉴于此,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也决定分批撤往武汉。

在撤往武汉的“八办” 人员中,走得最早的要数筹办《新华日报》的人员。总负责人潘梓年于10月19日先期赴汉。章汉夫随博古乘船去武汉。接着,办事处的钱之光、齐光、李应吉、康一民、夏之栩等人于11月19日乘火车经徐州、郑州转赴武汉;赖祖烈、寿松涛等人押送新华日报社采购的800多令纸张去西安,交给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然后去武汉。

叶剑英、李克农于11月20日写信向毛泽东、张闻天报告说:“南京近状,则尤乌烟瘴气。‘你什么时候走’ 已成为见面寒暄话头。各机关纷纷迁移……京中负责人员均已离京,我们留此已无意义,将于二十二、三日由陆路经芜湖转赴武汉。”

12月4日,叶剑英、李克农、童小鹏、袁超俊、吴志坚以及司机王应絮共7人,乘两辆旧轿车,由南京经芜湖、南昌、长沙转赴武汉。

12月中旬,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与武汉办事处合并,仍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钱之光任处长。

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在它存在的三个多月时间里,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全民族的抗战,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