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纪事

1940年冬，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对坚持在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大肆污蔑，强迫命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限期撤至黄河以北。中国共产党严正驳斥了这种错误的命令，但为了顾全大局，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是将皖南的新四军部队撤到江北。为了部队行动方便，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将一些干部秘密转移到上海，然后转往苏北抗日根据地。中共江苏省委为配合做好这项特殊工作,决定上海至苏北根据地的地下交通机构，划归由皖南派来的东南局青委委员杨斌接替管理。

1941年1月，蒋介石背信弃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一部分突围的军政干部和医务、后勤人员陆续来到上海，急需妥善安置和转送苏北根据地。3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将上述交通机构正式命名为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办事处成立之初没有固定的处所，分散在几个点，包括巨籁达路（今巨鹿路）2号一幢坐南朝北沿街房子的亭子间。1942年春，办事处迁至甘世东路兴顺里（今嘉善路140弄）15号，杨斌为办事处主任。杨斌原名谢远源，原籍湖北石首，后移居安徽宣城，改名杨佛如，在南京、北平上学，1935年参加一二·九救亡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党派他到山西阎锡山部队工作。抗战开始后，他到延安学习，后被派往新四军工作。

办事处利用“孤岛”时期租界尚未被日军占领的条件，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设有三个秘密的联络点和一个报关行。一个联络站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的“益星商店”；另一个联络站在吕班路（今重庆南路）震旦大学附近，由一名党员开了个烟纸店。这两个站都由杨斌亲自掌握，作为华中局、苏中区党委与杨斌特殊联系之用，也是华中局与江南其他地区联络的中转站。第三个联络站设在福熙路（今延安中路）412号“华北煤业公司”。报关行设在福州路，有专人运输医药、医疗器械、教学用具、电台等军用物资。

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秘密输送各类人员去新四军华中抗日根据地，同时，为根据地购置各类通讯设备和药品等。

办事处工作量最大、最繁重的任务是掩护转送各类人员去抗日根据地。从办事处建立到撤销约两年的时间内，先后护送1700多人去苏北、淮南抗日根据地。这些被护送的人员，一是江苏省委从上海各方面动员、抽调去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的，这些人中工人占大多数，其次是学生、职员。其中有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如韦悫、张宗麟、许德良、林如海、黄源、戴万平、蒋天佐、戈茅、林淡秋、阿英等，有上海地下党“学委”“工委”等方面的负责人，以及“工救”“职救”“学协”等抗日救亡团体的成员。二是皖南事变突围的部分军政干部。经办事处安全转送去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有饶漱石、李一氓、余立金、夏征农、钱俊瑞、薛暮桥、胡立教、苻确坚等约200人，曾山、谭启龙等去苏北也是由办事处护送的。三是重庆等地撤退下来的部分人员。1941年夏秋期间陆续经上海去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有：刘季平、吕振羽、骆耕漠、姜君辰、孙冶方、贺绿汀、戴白韬、曾一凡、邓克生、郭建、金逊等；还有著名革命团体新安旅行团部分成员、新安小学的教师等40余人；著名的新闻记者范长江和邹韬奋1942年夏秋先后撤至上海，也由办事处转送去苏北根据地。四是苏南抗日根据地的撤退人员到上海治病的我军政干部。1941年7月至9月间，日伪对我苏南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残酷的“扫荡”“清乡”，新四军6师和一部分党政机关人员百余人，先后撤至上海，办事处将他们护送去苏北根据地。此外，办事处还掩护、转送了一些来上海治病的我军政干部，如新四军1师政治委员刘炎、苏中区党委书记陈丕显等。五是国际友人和华侨青年。1941年3月，奥地利医生罗生特由荣建生护送去苏北，5月又护送德国共产党员、作家、记者汉斯·希伯和夫人卢森堡·秋迪去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1941年夏秋间，马来亚等地的一些华侨青年为了投身抗日斗争，经香港来到上海，由办事处护送去苏北抗日根据地。

当时由上海护送各类人员去苏北根据地的交通线主要有两条：东线是经南通的任家港、天生港，海门的青龙港等港口到苏中四分区的掘港镇一带；西线是经如皋的张黄港、靖江的新港等港口到苏中三分区的芦港一带，由当地的交通联络站转送苏中区党委、华中局、新四军军部；1942年又开辟由扬州经天长等地进入淮南根据地的路线。

新四军办事处还积极利用上海的有利条件协助新四军和江苏省委做好物资的采购和运输工作。1942年7月，新四军军部派冯贤才为上海办事处副主任，利用“海昌商行”经理的身份作掩护，专管报关行的采购和运输工作。经办事处采购和运输的有医药、医疗器材、电讯器材、弹药原料和其他军需物资，此外还为根据地采购、运送了印钞器材、票版以及印钞纸张等物资。

为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收集和输送报刊杂志和进步书籍，是新四军办事处的另一项工作。上海是全国的文化中心，为了满足新四军和根据地文化教育的需要，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联合在苏北根据地设立了随军的“大众书店”，并在上海设立了一个向根据地输送书籍和刊物的运输机构。为了加强对这个机构工作的指导和联系，苏中区党委把在书店运输机构主持工作的地下党员汤继宏的组织关系转到上海办事处。办事处通过汤继宏的关系，运送了大量马列著作、抗战读物和革命文艺刊物到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卫生部为培训医务人员，委托办事处设法印制教材，汤继宏、张达平商请新知书店经理华应申先生帮助印制了《医师必携》1000余册，送往新四军卫生部。

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当时布置任务，都是在马路上或戏院、图书馆等公共场所进行的，联系时间、地点以及可能遇到的困难需要改在何处联系等，事先规定得极为严密，政治交通之间绝对不允许自行发生横向联系，工作中从未发生过任何差错。

1941年12月，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同时占领了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的工作条件日趋恶劣。1942年10月，办事处的报关行被日军特务侦破，报关行负责人孙郁文和办事处副主任冯贤才先后被捕。杨斌不知道报关行出了问题，前去办事的时候被特务扣留盘问，因无可疑证据，当即释放。华中局考虑到杨斌等人不宜继续在上海工作，而且原定转送人员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同时，我华中抗日根据地正进行反“扫荡”和反“清乡”斗争，部队和党政机关频繁转移、流动性大，加之又正在贯彻中共中央精兵简政的方针，暂时不需要从上海大量吸收人员到根据地去，遂决定于1942年12月撤销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杨斌于1943年1月调任苏中区党委秘密工作部部长。

新四军上海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都很年轻，年纪最小的沈讴仅16岁。年龄最大的蔡瑞庭也只有30岁出头。他们思想纯洁，不计较任何个人名利，满怀革命激情，夜以继日工作。许多政治交通同志不辞艰险，机智灵活，出生入死地奔波于大江南北。

新四军上海办事处同志们所处的环境极为复杂、艰险。但他们迎难而上，遇险不退，机智果敢，同反动势力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卓有成效地完成上级赋予的任务，这是与华中局、苏中区，特别是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分不开的。新四军上海办事处为发展、壮大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