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2期●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抗日烽火中的红色电波

——记原新四军东路指挥部三支队电台台长朱培章

作者:朱晓明 臧庆祝


1937年10月,新四军组建后不久即建立了新四军的报务通信联络系统。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外界很难了解到这方面的情况,就给人留下了些许神秘的色彩。2015年1月29日,一个冬日阳光明媚的上午,我们按约叩开了地处北京朝阳区原新四军东路指挥部3支队电台台长朱培章老人的家门。已步入期颐之年的朱培章老人,一见到家乡来人,赶紧将我们迎进客厅,兴致勃勃地向我们讲述了70多年前他所经历的抗日烽火中红色电波的故事……

1919年10月,我出生于原属江苏省太仓县浏新乡的四眼桥,现在是上海宝山区罗泾镇陈行村的四眼宅。我读完小学在家务农三年后,去昆山县蓬阆镇万源酱园当学徒。两年后又去上海纱布交易所当练习生,直到1937年日军侵占了上海,交易所停业。

当时我还不到18岁,血气方刚,出于为国家作贡献的考虑,第二年我就和几个朋友一起,去学习无线电技术。

1940年6月,我参加了新四军,被编入江南抗日义勇军第3支队。当时抗日战争已进入了非常难熬的战略相持阶段。支队领导得知我学过报务,将我安排到江抗东路指挥部电台实习,因为之前学过一些基本知识与技能,所以没几天,我就跟着老报务员值班了。

一晃三个月过去,当我从江抗东路指挥部完成实习之后,不仅能独立值班了,而且还将电台也带回了3支队,建立了3支队与江抗东路指挥部的联系。

江抗东路指挥部是非常精干的机构,电台台长是王琪同志,记得当时与我们一起实习的还有李杲、王平、夏罕涛三位报务员,我和周维克去后,热闹了许多。我们这批报务员,实习完之后,就被陆续派到各支队组建电台。我们的报务工作能力,在实践中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提高,都陆续单独担负起了值班任务。我担任了3支队的电台台长。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部队改编为7个师,苏南的部队编成第6师,“江抗”编为第18旅。当时我们6师师部的通信工作,是由王琪同志总负责的,我记得好像还没有成立通信科。4~5月间,我被调到师部,刚开始兼搞点机务,后来就担任了一台队长,二台队长是李杲。8月,师部领导带领我们渡江到了苏中地区。10月,18旅旅部与6师师部分开了,随即进入江(都)、高(邮)、宝(应)地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我们18旅共有五部电台,编为一个区队,我任区队长。

我们旅部的电台,主要联络师部和各团,有时也和友邻部队通报联系,有时还兼收(抄)新华社的新闻电报。在根据地分割的状态下,电台是沟通上下、联系左右的主要工具,各级领导都很重视。1942年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一些文章,大都是我们从电台收报得到的。按照分工,报务员只管收报发报,电报翻译则是译电员的事。还有机要员,掌握着密电码。不同的电报,使用不同的电码。有时为了迷惑敌人,也搞些真真假假的电报。

1944年元旦过后没几天,我被调到师部通信科,担任机务房主任,负责报务设备的支持与维护。日常工作就是筹划通信管理器材,维修各台的通信机;条件许可时,也装配一些通信机。

当时筹划器材的方式,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种:一是通过供给部门的渠道,我们主要负责开单子、提要求,货到时清点收货;二是通过根据地的商人直接联系购买,后来逐渐成为主要的器材来源;三是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在邻近敌占城市购买零件和电池。毫无疑问,这三种方式,最终都通向了上海。也就是说,上海是我们新四军通信器材的主要来源地。

在器材中最难购到的是手摇发电机,因为它是专为军用电台配套的,不是一般民用商品。苏中地区邻近上海,物资往来很多,利用这个条件进行采购,还比较方便。但敌人对军用物资封锁得相当紧,商人也要冒很大风险。有不少人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甚至包括生命。

我们身处敌后,驻地移动频繁,保管器材是相当不容易的。除随电台携带的少量备份器材外,大宗的都集中保管。在情况紧急时,则派人运着器材,随同后方单位移动,有时转移到海防大队的海船上;有时分散寄存到可靠群众的家里。机务房的工作条件比较简单,有一些万用表、绕线机等。好在那时的通信机比较简单,基本上能够满足维修装配的需要。

1944年3月,我们在车桥战役中,缴获了一部日军的携带式超短波无线电报话机。它很轻巧,用一部小手摇发电机供电。经过几天的分析试验,弄清了它的原理和构造。为此我们设法仿造了一部,因没有那种小的手摇发电机,就用干电池代替,零件也大一些,所以仿机要比原机笨重得多。但通过测试,通话也可以达到两三里远,通报的距离还要远些。这是我们苏中地区通信部门首次仿制的新装备。后来我们在进军苏、浙地区前赶制了三部,夜渡长江时放在船上试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44年12月,粟裕司令员率1师主力部队渡江南下苏、浙地区,成立了苏浙军区,通信科也随队南下。这时通信科下面有两个电台,其中一个侦听台,我任机务主任,还有一名报务员,带了四五箱器材和维修工具。

我们身处的浙西天目山区,对无线电通信带来了很大影响,和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的联络,发生了困难。收报问题还不大,主要是延安抄收我们的发报相当困难,因为我们电台最大功率才15瓦,同时还受到手摇发电机输出功率的限制,这个问题一直没能很好解决。

参加新四军之后,虽然没有上前线和日本鬼子面对面地拼刺刀,但作为报务员,在另一条空中看不见的战线上,也同日本鬼子展开了殊死决战!“滴滴滴——达!滴滴滴——达!”键盘的敲击声,和前线战士的冲锋号角,同样嘹亮!为了确保红色电波畅通无阻,我们早就与日本鬼子展开了没有硝烟的“电子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