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抗日战争后期参加革命队伍的，70年前我在浙东行政公署文教处鲁迅文艺工作团工作。日本投降大家一起欢庆抗日战争胜利，谈未来、谈理想。正在兴奋头上，组织上告诉我们，刚成立不久的这个团要解散了，一部分同志留在当地继续斗争，一部分同志回家，另一部分同志北撤。
支书周丹红找我谈话，说我当过教师，可以用教书身份作掩护搞地下工作。我眼含热泪对她说，我要求随组织北撤。支书说，离开四明山，离开你的老家，到很远的地方去，你怕不？你能吃这苦吗？我说，只要不离开组织，我什么都不怕。如果组织上批准我北撤，我坚决革命到底，不管遇到任何艰难险阻，绝不动摇。最终我成为北撤队伍中的一员。
1945年10月初，我们一行十几个人，由支书周丹红带队从四明山下来，由庵东港口乘木帆船，经过十多天到达江苏吕四，然后步行到达北撤干部团所在地如皋。在如皋由浙东行政公署主席连柏生等同志组成北撤干部团党组织，下设支部，我分在行政公署直属机关支部。然后，从如皋出发，经过海安、东台、盐城、建湖、涟水、沭阳等县城以及陇海铁路向北行进。我们这支队伍大约15000人，大部队过陇海铁路选在夜里。那天正逢大雨，伸手不见五指，每个人手臂上缠一块白色毛巾，快速穿越。
我们每天都要行军近百里，大约11月中旬，到达山东沂水边的莒南县，从如皋到莒南，我们行走了近千公里。莒南是重要的革命根据地，浙东纵队区党委的一些领导已在那里工作。组织部陈光科长找我谈话说，将我分配到一纵队司令部保卫部工作并征求我个人的意见，我愉快地服从了组织的安排。在浙东参加革命后，我一直在地方工作，加入一纵队后，我终于成为新四军中的一员，实现了我梦寐以求的愿望。
1946年5月，我被选调到新四军军部机要人员训练队学习，学习完成后，我和三个旅选调的共10个人到临沂军部报到。到了临沂，正逢军部召开部队机要工作会议，参训人员有上百人，分为三个分队，我被分在一分队。开学那天，罗炳辉副军长给我们作报告，谈国内外形势，部队要在每个团设置电台，独立营也要设，这就需要大量的机要人员。举办机训队是为形势所逼，根据现在的通讯状况，只有通过无线电才能帮我们指挥战斗。他希望我们这些青年努力学习，提高觉悟，尽快掌握技术，投入战斗。罗副军长是抱病为我们作报告的，不久就因病逝世。
在机训队学习约半年时间，1946年11月，我被分配在军部机要科二股担任译电员。经过老同志带领一段时间后，我即独立担任译电工作。译电要求迅速、正确、字迹正规清楚。为了能够达到迅速的要求，需要我们熟记密码，做到不翻阅密电码本即可译出。战斗打响后，译电任务繁忙，译电员无正常作息时间，我战斗在“无形战线”上一年多时间。
之后我被调到办报科抄写电报，原由是我在译电科时，有一次处长陪魏文伯秘书长来查夜，他们走到我台前，仔细看我已写好的电报，魏老发现有几个字不正规，提出要我重抄，以后我不断练习写字，力求正规清楚。大概我的字形有了提高，便将我调到办报科，专任抄写电报的工作。
1949年3月，我随领导机关南下，驻丹阳待命。5月26日部队进入上海，晚住圣约翰大学（现华东政法大学），次日随首长进入市区。华东局首脑机关暂驻金神父路（瑞金二路）励志社，机要处驻外滩建设大厦，后迁至励志社左侧的三井花园。后来，我经历新中国成立后的各项运动和建设时期的工作，直至离休。
离开四明山革命摇篮和生养我的家乡，从生活在鱼米之乡的江南至齐鲁大地，在那里我成为一名新四军战士。北撤锻炼了我的革命意志，北撤是我难以忘怀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