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为我们树立做人的表率

2015年是我们的爸爸纵翰民诞辰110周年。爸爸在大革命时期的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六期，入伍叶剑英的军官教导团，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与组织了黄口暴动；抗战时期曾任新四军四师独立旅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专署副专员、豫皖苏区党委民运部长；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教育部门担任领导工作；1992年去世，享年87岁。

无论是个人历史上的辉煌或冤屈，爸爸都很少和我们谈及，他把这些都深深地埋在心里，但是爸爸生前以他的经历和感悟多次教导我们：多学点历史，多学点哲学，好好做人。

爸爸谈及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尽管历史的发展跌宕起伏，却遵循着一长一短、一高一低波浪式发展的规律。爸爸还以更高的视角来审视人类史。人类社会遵循着一个共同的规律，这就是追求美好、追求发展。

爸爸自1926年10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开始，历经中山舰事件、北伐、亲历广州4.15大屠杀、陈尸街头的长沙马日事变；参加广州起义，攻占市邮政局、保卫西濠口，浴血奋战三天；1930年回乡参与组织黄口暴动， 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第一师党代表和萧县苏维埃主席，领导萧县农民武装起义；起义失败被通缉、被捕入狱，坚贞不屈，和党组织失去联系，还坚持为党工作。整整十年，危机四伏、坚苦卓绝、腥风血雨。这十年也是中国革命最艰苦、最血腥的十年，白区党组织全部被破坏，根据地损失90%，红军被迫长征。

中国革命如此惨痛的教训是什么？归根结底是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也以巨大牺牲为代价教育中国共产党懂得什么才是马克思主义。

上海的三次武装暴动、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以及之后大大小小的攻克城市、县城的起义、暴动，包括爸爸参与领导的黄口暴动，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原因就是第三国际和当时的中共领导没有“实事求是”地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状况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方针。爸爸参与领导的黄口暴动，指导思想是错误的，是一次注定要失败的暴动，是不可为而非要为的“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行壮举，暴动不可避免地失败了，但暴动导致陇海铁路交通中断了三天，震惊了国民党当局。

是谁挽救了中国革命？毛泽东！爸爸对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和抵制教条主义的坚定信念倍加赞誉。秋收起义，上井冈山，三湾改编，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四渡赤水的神来之笔，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洛川会议对敌我友三方力量分析的决议，不失时机地抢占东北，出神入化地组织三大战役，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无一不是毛泽东“实事求是”的历史巨作。

不愿“实事求是”，在战争中是要付出鲜血和牺牲的，在和平建设时期也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大跃进、反右派、大炼钢铁、人民公社以及“文化大革命”，原来讲实事求是的人不讲实事求是了。这些惨痛教训极其深刻。

爸爸经常提到一些历史人物，有精忠报国的岳飞，也有卖国求荣的秦桧；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也有“宁我负天下人，天下人不负我”的曹操；有“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也有仰人鼻息、甘为汉奸走狗的汪精卫。历史告诉我们：同为苍天之灵，为什么有人流芳百世？为什么有人遗臭万年？这就是人生信念的差别。做对社会有益的人，做人是第一位的，这是他人生的体会和总结，也是对我们的要求。

爸爸和孙叔平、张舒民被誉为萧县三杰，影响很大，但却被“左”倾领导批评为右倾。

爸爸和孙叔平、张舒民共同创建了抗日根据地，大力发展地方武装，人多、枪好，向主力部队输送成旅、团建制的兵员，被誉为抗日统一战线模范县。

爸爸在他长达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也蹲过“文革”中的牛棚，受过敌人的酷刑，也挨过造反派的拷打而双耳失聪，他被敌人认为是可怕的敌人，也曾被自己人认为是阶级的异己。但无论是什么处境，他都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念。这是他人格高尚之处，也是他信念高尚之处。

解放后，爸爸长时间在教育战线工作,和他共事的有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吴贻芳、陈鹤琴，有著名画家刘海粟、陈之佛、傅抱石。作为领导，他尊重知识分子，以君子之交的真诚对待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尤其是反右运动中，爸爸尽最大的力量保护知识分子，也因此受到牵连，被批为右倾。

爸爸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党员，但他不盲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政治口号出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经典著作的中译本、毛泽东著作和数以十亿计的小红书的扉页上，成为历史的一个符号。爸爸对这个口号的中译文心有疑虑。为了考证这句名言，他查阅了许多资料，从德文的原意到《共产党宣言》，一直追溯到马克思的墓碑上的铭文：“WORKERS OF ALL LANDS!” 找到了德文译为英语最权威的表达，也应该是中译文最权威的依据。他认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政治涵盖面太小，“无产者”的阶级排他性太强，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无产者”无论从社会的人群基础还是组织性、受教育程度，都不可能作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相反，其破坏性是显而易见的。这点毛泽东在1925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有明确的论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应译为“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也符合“WORKERS OF ALL LANDS!”的原意，这样才能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团结最大多数的人。

译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存在缺陷。他之所以这样想、这样做，是他对我党的历史有比较深刻的理解。

我党历史上几次“左”倾路线，几乎断送了革命，队伍要纯之又纯，审干要查祖宗三代。肃清“AB团”、肃清“托派”，伤害了不少好同志。许多大革命时期的老同志都有这种经历，刘志丹就几乎被活埋。发生在1939年8月至11月间的“湖西肃托”使豫皖苏根据地的不少同志惨遭杀害，爸爸是被送去“审查”的路上，因敌情受阻延误时间，恰在这时，上级党停止审查的紧急通知下达，幸运地逃过一劫，但审查的结论是1928年的党龄不予承认，对爸爸的任用受到很大的限制。对我们的妈妈陈聿敏的审查更是不可思议。妈妈被捕入狱，因证据不足释放，在乡村小学教书维持生计。就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审查的结论是：“不叛变（出狱后）怎么能找到工作”？就这样，妈妈1927年12月至1939年5月的党龄和工龄都不予承认，而且历次审干都得不到纠正。

在“文革”中，爸爸从开始时不理解到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的愤怒，内心十分痛苦。他亲身经历过“立三路线”“王明路线”，对“左”倾路线的巨大危害有着切肤之痛。他是党的第一代老共产党员，他为党浴血奋斗了一生，对党的深厚感情是我们这一代所无法理解的。 “文革”后期，他很希望我们能告诉他外面发生的情况，但听我们讲的时候，又常常打断我们，他听不下去，他不愿意听到外面发生的一切；他老想跟我们讲些什么，又不愿讲下去，他极度矛盾。一种爱和恨交织在一起、无法摆脱又刻骨铭心的矛盾。他经常坐在沙发里一动不动，眼神里已经失去了光彩，他沉默了，这是绞人肺腑的沉默。

拨乱反正后，虽然他自己还没得到公正的评价，但爸爸却为许多老同志写证明材料。某某同志是有功劳的，某某同志是哪年入党的，某某事件我是知道的，我负责任。为接踵而来的外调，他的嗓子都讲哑了。

1984年8月8日，江苏省委批准恢复爸爸1928年至1937年的党龄。1989年5月3日，江苏省委组织部批复，爸爸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从1927年6月算起。1989年8月16日，中央组织部通知江苏省委组织部，爸爸享受副省长级待遇。同时，妈妈的党龄问题也得到解决，江苏省委组织部1985年5月16日批复，妈妈的党龄恢复1939年5月以前的一段党龄，从1927年12月算起，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亦从1927年12月算起。

40年的冤屈，40年的压抑，人生的一半，风华的全部！然而年轮已逝，时不再来，爸爸和妈妈始终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什么叫忍辱负重？什么叫信仰和信念？爸爸用他的行动作出了最好的诠释。

恢复名誉后，爸爸积极参加党史、军史座谈会，坦言直述他对党史、军史中一些问题的看法。他希望历史的悲剧不再发生。应党史部门的要求，在爸爸的学生鼎力帮助下，历经三年完成《生平自述》，这是他能做的最后一件事。这是一篇平静如水的自传，没有波澜起伏的情节，没有夺人耀眼的词汇，没有自我标榜。他不需要自我标榜，因为他问心无愧地做完了历史赋予他的任务。他的心是平静的，他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自信养成了他无需自我标榜的性格。

爸爸很热爱家庭，我们的妈妈是1927年的老党员，比爸爸入党时间还早。几十年来，他们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不但践行了自己的理想，还抚养了我们姐弟五人。爸爸妈妈用他们的思索、他们的为人启迪我们，影响我们，教育我们。

曾任江苏省副省长的汪冰石叔叔看了爸爸的《生平自述》后，写了一篇读后感：“1995年12月21日读完了纵老《生平自述》后曾写下了以下两句话：忍辱负重数十年，从无怨言！实事求是埋头苦干，谈何右倾？！我与纵老相识近五十年，曾两度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过。我以为：历史是最公正的，但历史也往往是不公平的。”
爸爸妈妈问心无愧地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历史最后给他们的评价是公正的！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曾经题词：“纵翰民同志是我党优秀的党员，长期从事白区工作，抗日战争我们曾一同在淮北根据地工作，他政治坚定，密切联系群众，忠诚党的事业，是我们学习榜样。”

爸爸在重要的历史关节，表现出他的高尚信念，他的高尚人品。爸爸用他的人生为我们树立了做人的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