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怀大爱

父亲王聿先离世已有19个年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却依然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1937年父亲参加了筹建中的新四军，在陈毅的关心和过问下，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少数几位早期参加新四军的高级知识分子之一，先后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军医处处长，新四军军医处副处长、处长等职，是新四军军医事业的开拓者和建设者。

1941年国民党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对北撤去苏北抗战途中的皖南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9000余人进行围剿。父亲作为随从医官，陪同叶挺军长下山与国民党部队谈判，随即遭国民党宪兵扣押，并关押在上饶集中营，起初和叶挺将军关押在一起，后来叶军长转移至重庆白公馆关押，父亲也转至“大狱”。父亲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一方面为叶军长治病，另一方面又为广大狱友治病。当时春夏之际，回归热、斑疹、伤寒和疟疾等传染病十分猖獗，大批同志得病，有的还因此丧命，父亲千方百计和国民党当局交涉，想方设法弄来药品，以他精湛的医术，挽救了不少同志的性命。

父亲参加了著名的“赤石暴动”，组织上考虑到父亲体弱多病及其在军中的职位，拟派专人负责并协助父亲，被父亲拒绝。在暴动过程中，父亲不幸掉入深沟，同志们要伸手拉他，他却摆摆手让同志们快跑，自己再次被捕。赤石暴动以后，有消息说父亲已牺牲，为此新四军军部还专门召开父亲追悼会，由时任政治部主任饶漱石致悼词，陈毅军长亲自参加父亲追悼会。由于父亲当时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内赫赫有名的大医生，加之美军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将军向重庆政府指名要父亲去飞虎队当医生兼翻译，所以国民党就把父亲释放了。此时，美国华德上校有一批作战物资要送往江北新四军，要物色一位翻译一起去，吴大琨找到父亲，要他以翻译身份陪同华德上校去江北新四军处，后被国民党特务发现最终未能成行，华德上校也被美国国防部调回国内受审。

渡江战役结束后，陈毅在丹阳得知父亲当时在镇江基督教会医院工作，随即派崔义田（解放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把父亲接回。当时父亲已脱党多年，但仍受到陈毅重用，以非党人士名义先后任华东军区卫生部医务主任，上海市军管会卫生处主任秘书，山东白求恩医学院教育长兼山东省卫生厅医务主任，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局长等职。由于父亲在皖南事变出狱后已脱党多年，所以1956年谭震林指示时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的陈丕显解决父亲重新入党的问题，1957年爸爸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父亲是位纯粹的人，一生淡泊名利。在民族危难之际，毅然投笔从戎，参加革命投身抗日。父亲出身于没落地主家族，1927年至1934年就读于沈阳小河沿医学院（是当时中国举办最早最优秀的英国教会医学院之一），毕业后任医学院附属医院外科医师。他是我国第一代完全西方医学意义上培养出来的医生。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一部分来自敌占区的同学与家庭失去联系，生活困难，父亲和其他进步同学发起成立“一分会”，父亲任会长，号召同学每天捐献一分钱帮助敌占区困难同学，为此遭到日本特务的怀疑，认为“一分会”是共产党组织。1935年日寇在医学院和附属医院进行大搜捕，此时父亲已被医学院派往华西医科大学进修，虽然逃过一劫，但因此被迫终止进修，和医学院脱离关系。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父亲更坚定了参加革命的愿望，1937年他来到汉口找到新四军武汉办事处，报名参加新四军。他选择了一条当时摆在中国知识分子面前最艰苦、最需牺牲精神的道路：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场去，到与劳苦大众相结合的地方去！

我的母亲李宝星是著名的妇产科医生，也毕业于教会医学院，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广慈医院（现瑞金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每年暑期妈妈都会回福建老家看望外祖母，这时三十里内外的乡亲都会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候母亲看病。母亲为乡亲们看病不仅分文不取，对生活困苦的邻里乡亲还慷慨解囊，帮他们买药。我们住在荣昌路18号时，经常有福建老乡登门求助，有熟悉的，也有不熟悉慕名而来的，他们有的是来沪治病，有的则是因为没钱上大学经人介绍，找上门来有求于母亲的，妈妈总是热情接待，伸手相助。我们家附近的邻居无论大人还是小孩得病，只要妈妈知道都会上门探视和诊治。

爸爸妈妈结婚后，一直没有生育自己的儿女，却精心抚育了我们三个来自不同家庭的孩子，其中我是被亲生父母丢弃在路边的弃儿，是妈妈接受了我，收养了我。关于我的身世，爸妈一直未告诉我，小时候吵架邻居小孩往往会骂我是捡来的孩子，我回家问妈妈是怎么回事，妈妈总安抚我：别相信小孩吵架时说的话，直到母亲去世后我才逐渐知道自己的身世。爸爸妈妈数十年来含辛茹苦地把我们拉扯大，给了我们世上最好的教育和无限的爱，从此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轨迹。我幼时不幸因患小儿麻痹症而行走不便，妈妈经常冒着酷暑和刮风下雨，带着我去做腿部理疗。妈妈还找来当时上海最好的骨科医生叶允庆、过邦辅大夫为我做矫正手术，手术后当我睁开眼睛，第一眼就看到妈妈在我身边悄悄流泪。

这辈子我有两个终身遗憾：一是，妈妈脑溢血中风时，我不在她身边而在万里之外的内蒙插队；二是，妈妈去世时我又不在她身边，而在厂里上中班。有时我想如果当时我在母亲身边，情况可能就会好转，结局可能就会不一样。爸爸生前曾立下遗嘱：身后不保留骨灰，遗体捐献给祖国医学教育事业。他实现了自己的崇高境界，现在青浦福寿园遗体自愿捐献者纪念碑上刻有他的名字；母亲的骨灰则安葬在福建松溪老家基督教家族墓园内。

爸爸是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妈妈则出身于基督教家庭，虽然他们选择的信仰不同，但却都怀有人间大爱。我要像他们一样，做爱的天使，在人间传播爱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