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浩和三个国家一级文物”

前不久，《解放日报》“朝花时文”刊登了作者李动撰写的文章《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以下简称《一分钱》），作者满怀深情地追述了参与筹备上海市公安博物馆时，孙浩警官的敬业、儿歌大王潘振声老师的无私奉献，以及这两位忘年交的感人交往，读后也勾起了我对好友孙浩的怀念。在文章的结尾，作者李动遗憾地告诉读者，可敬的潘振声老师已于2009年5月14日离开了我们，享年77岁。在此，我也要遗憾地告诉读者，孙浩警官也因病于2012年10月9日逝世，年仅64岁。这对忘年交的先后谢世，仅相隔三年多，令人不觉扼腕叹息。

我与孙浩相识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次联欢会上，孙浩演唱的《牡丹之歌》以宽厚甜美、悦耳动听的声音，博得了在场朋友们的阵阵掌声，也就在那次联欢会上，经人介绍，我认识了孙浩。他中等的个儿，五官端正的脸上荡漾着笑意，很有文艺家的范儿。刚一见面，孙浩就热情地作了自我介绍，他告诉我：自己曾在文化部音乐研究所从事音乐研究工作，为解决夫妻分居，调到了上海卢湾越剧团搞音乐制作，后来又调到南市公安分局搞宣传工作，现在正式调入上海市公安博物馆，参与展品的征集工作。他希望我提供这方面的线索。说实在的，我很赞赏他初次见面就能真诚坦荡的待人方式，这种态度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这以后，只要一有机会见面，孙浩总要谈及展品征集一事，让我感觉这是一个工作责任心很强的人。后来，我从巿公安局其他朋友那里得知，孙浩调入巿公安局没多久，就搞过一个广播剧《真情岁月》,获得了公安部金盾文化工程一等奖。

一天，孙浩兴奋地跑来告诉我，征集到儿歌大王潘振声老师作词编曲的儿歌《一分钱》手稿了。他讲得特别详细。他说：最初，我们馆长俞烈对我说：孙浩，我们都是唱着儿歌《一分钱》长大的，这首反映警民关系的儿歌意义很不一般，要是能征集到这首歌曲的作者潘振声老师的手稿就好了。从此，我下定决心要征集到潘老师的儿歌《一分钱》的手稿。然而，说说容易，办起来难啊！虽说自己在文化部音乐研究所工作过，但对潘老师的信息还是了解不多，只知道潘老师是上海人，据说早就调离上海，至于调往何处就无从寻觅了。思前想后，我想到了巿文联党组书记李伦新。于是，我给李书记打电话，李书记听了非常支持。没过几天，我就从李书记联系到的巿音乐家协会得知，潘老师早就调到宁夏人民广播电台；又从宁夏自治区文联得知，潘老师已调到江苏省文联。从江苏省文联，我才得到了潘老师家里的电话。当我与潘老师接通了电话，说明了情况，向潘老师提出“您的《一分钱》手稿能不能献出来”时，没想到潘老师一口应允。当我表示要到潘老师南京家中来取时，潘老师执意亲自送到上海。

孙浩说，在宾馆，当我和潘老师谈起手稿的知识产权问题时，潘老师认真地对我说：孙浩，咱们不谈这个问题，我是一个受过磨难的共产党员，我知道我的社会责任在哪里，我始终没有忘记我是党的艺术工作者。通过潘老师的叙述，我知道了老人坎坷的人生经历，老人参加过抗美援朝，1955年从部队复员后，就在徐汇区漕溪路小学任音乐老师，1956年加入党组织，1957年调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任音乐制作，后又调到宁夏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尽管备受误解，然而老人并未消沉，还是热情地为创作儿歌日夜伏案奋笔。1963年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栏目，约请潘老师创作一首好孩子学雷锋的儿歌，潘老师以对孩子的了解，满怀激情地创作了这首脍炙人口的儿歌《一分钱》。经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节目”播出后，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影响了几代人。可以说，儿歌《一分钱》既是我们这一代人美好的童年记忆，也是我们儿童时代基本道德情怀的生动写照。平心而论，我们馆按规定支付给潘老师手稿费，于情于理于法都说得过去。可是潘老师坚决拒绝了，这可是一笔至少十万元的巨款啊！潘老师身体不好，经济也不宽余，可潘老师无偿捐献的态度非常坚决，真的让我很感动。更何况，潘老师作词编曲的儿歌《一分钱》，经有关部门鉴定，还盖上了“国家一级革命现代文物”的大红印鉴呢！

孙浩还对我说：我和潘老师是很有缘的，我们有三个相似之处，一、我们都是少数民族，潘老师是蒙古族，我是回族，这很巧吧；二、我们都搞过音乐研究，当然潘老师在儿歌领域很有成就，创作了一千余首儿歌，我在音乐创作上只是浅尝辄止，只是搞过不多的音乐制作；三、潘老师是曾获得过“五个一工程奖”、是文化部唯一一个获得金唱片奖的儿歌作曲家，我是好不容易与人合作，才得过一个“公安部金盾工程奖”，知道一个人的成功要获得社会的认可，是很不容易的。从那以后，孙浩就和这位老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孙浩到南京总要去看望老人，老人到上海亲戚家，总要打电话给孙浩，与孙浩见上一面。这对忘年交的友谊是真诚的。

就在这期间，我认识了在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医院工作的杨晓舜女士，当我得知杨晓舜的父亲就是原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时，非常意外，我对潘、扬两位革命前辈一向十分敬仰。众所周知，潘汉年和扬帆都是为党和人民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老一辈革命家，虽然蒙受了不白之冤，长期承受精神上的磨难，身体垮了，但是他们还是很少想个人的安危，一心惦念着国家的安危。当时扬帆老人尚住在华东医院养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潘扬案件”终于得到了彻底平反。虽然时间来得晚了一点，但他看到了阴谋家野心家康生、江青一伙的可耻下场；他与家人又团聚在一起，幸福生活了20多年。昔日的领导和战友粟裕、张爱萍、陈丕显、胡立教等人专程前往探视，这一切，让扬帆和家人一次又一次地感到了莫大的宽慰。

我将认识杨晓舜的信息，特意告诉了孙浩。孙浩知道后欣喜若狂，迫不及待地希望我介绍他尽快认识杨晓舜。在他看来，革命老前辈扬帆身上有太多的传奇故事。孙浩在与杨晓舜见面后，多次表达了一个晩辈对革命老前辈的由衷敬意，并萌生了向扬帆家人征集扬帆使用过“信物”的想法，在他看来，上海公安博物馆应该陈列老局长的“信物”，特别是这样一位受人尊重、人生经历又跌宕起伏的革命老前辈。孙浩的真诚坦荡，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同样感动了扬帆的家人，杨晓舜代表家人将父亲扬帆曾使用过的“公文包”，通过孙浩无偿地转赠给上海公安博物馆。为此，孙浩专门约请传媒界的朋友釆访了杨晓舜的母亲、革命前辈李琼老人。在表达了对扬帆全家的感谢之余，孙浩还鼓起勇气追问李琼老人：扬帆老局长还有没有其他可资纪念的物品，李琼老人想起家里仅剩的一件“宝贝”，是扬帆在战争年代曾使用过搭在马背上的“行军袋”。孙浩忙表示想见识见识，当杨晓舜从柜中取出尘封多年的“行军袋”时，孙浩忙双手捧过它激动地说：宝贝！真是一件少见的宝贝！李琼老人见此情景，二话没说，将这件扬帆生前留下的唯一一件随身物品，又一次无偿地捐赠给上海公安博物馆。孙浩问李琼老人有什么要求时，李琼老人搖了摇头，老人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人们记住为人民解放、人民幸福而作出了巨大牺牲的革命前辈。这两件物品，经有关部门鉴定，也盖上了“国家一级文物”的大红印鉴。

今天，当人们参观上海公安博物馆，看到馆内珍藏的这三件“国家一级文物”时，人们自然更加缅怀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建设作出贡献的革命先辈扬帆和儿歌大王潘振声等。因此，我们不仅有充分理由为革命前辈扬帆、李琼和儿歌大王潘振声点赞，而且也应该为孙浩警官点赞。前辈们的慷慨无私，孙浩警官们的努力付出，使上海公安博物馆不断丰富了馆藏的革命文物，使我们的社会也不断传诵了精彩的革命故事。

生活中的孙浩，为人低调，不苟言笑，喜欢思考，不擅言谈。我常常说他是个谨言慎行的人。他却不以为然地说：干我们这一行，谨言慎行并非坏事；但是我做人还是有原则的，这个原则就是要努力做一个有品味的人，对家人要有爱心，对朋友要有诚心，对公众事情要有社会责任心。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孙浩有一副好嗓子，曾多次为公众义务演唱。我也曾多次请他为一些群众组织和大学艺术节演出，他只要有空，总是满口应允。

2012年10月初的一天，上海市有一个知青联谊活动，主办者找到我，希望请孙浩为知青联谊活动助助兴，我打电话给孙浩，谁知电话那头的孙浩对我说：真不好意思，我生病了。当时，我还很着急地问他：你得的是什么病？他还满不在乎地说：我也不知道，现在正住院检查！我问他住什么医院，他告诉我是曙光医院。我在电话中安慰了他几句。放下电话后，虽感觉有些突然，但还心存侥幸，认为住在中医医院，一般不会有什么大碍。正想抽空去看看他，没想到仅仅隔了两天时间，杨晓舜就打电话告诉我：孙浩已经走了！噩耗传来，让我震惊了半天。

追悼会上，我遇到了熟悉的好朋友、上海公安博物馆的张耀东书记，谈起孙浩，我们都唏嘘不已。孙浩对我讲述潘老师和扬帆家人无偿捐赠文物的情形；孙浩在央视“艺术人生”深情讲述与儿歌大王潘振声老师交往的过程；孙浩在认识杨晓舜后，处处表现了对革命前辈扬帆、李琼夫妇的真诚敬重等情景……又一一浮现在我眼前。现在孙浩警官和三个“国家一级文物”的主人公潘振声、扬帆和李琼等前辈都离我们远去了，但意义深远的往事却永远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他们为宣传、发扬、继承我国优秀的革命传统，为丰富我国博物馆文化出了力，做了有益的工作，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