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核潜艇是指以核反应堆为动力来源的潜艇。核潜艇的出现使潜艇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装有核战略导弹的核潜艇是一支水下威慑的核力量。

核潜艇是国之重器，被誉为“镇国之宝”。正如我国第三任核潜艇总设计师张金麟所说，只有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核潜艇舰队，使我国具备了陆、海、空“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才能大大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战略地位。
　　1970年的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鱼雷攻击型核潜艇在北方的一个半岛上，神秘地下水了。
　　这艘舷号为“401”的核潜艇，全艇有设备、仪表等2700多项、5万多台件；240多种电缆的总长度超过100公里；270多种不同规格的管道累计长度超过30多公里，全部由中国人自己研制，堪称“中国智造”的先驱。
　　当天、当年，甚至此后十年，中国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报道过此事。直到40多年后，遮蔽在其身上的神秘帷幕，才掀开一角。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中国核潜艇的起步，源于1958年6月27日聂荣臻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呈送的绝密的《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

将近半个世纪后，聂荣臻的女儿聂力讲述了该绝密报告的内容：“我国的原子能反应堆已开始运转，这就提出了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和原子能动力利用于国防的问题。……在国防利用方面，我认为也应早作安排。为此曾邀集有关同志进行了研究，根据现有的力量，考虑到国防的需要，本着自力更生的方针，拟首先自行设计和试制能够发射导弹的原子潜艇。”

报告送审次日，周恩来总理即批示 “请小平同志审阅后提请中央常委批准”；翌日，总书记邓小平批示“拟同意。请主席、彭总阅后退聂”。毛泽东和国防部长彭德怀亦圈阅了此报告。仅仅3个月后，负责潜艇核动力的反应堆研究室，以及负责总体设计和研制的核潜艇总体研究室，在二机部和海军的大力支持下绝密成立了。

中央高层为何如此重视核潜艇？1952年6月，美国开工建设世界上第一艘核潜艇“鹦鹉螺”号。美方情报显示，截至1957年，该舰在历次军演中共遭受攻击5000余次，但被“击沉”的次数仅为3次；若是常规潜艇，被“击沉”的概率高达300次。以该舰在参与北约代号为“还击”的军事演习为例，受到“鹦鹉螺”攻击的水面舰艇多达16艘，包括2艘航母、1艘重型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等，足见其战斗力之强。

1957年8月，苏联的第一艘核潜艇也下水了。为实现远洋潜航的目的，苏联希望在中国海南建一个超长波发射台。核潜艇为什么必须要超长波发射台？原海军司令部核安全局副局长杨连新告诉记者，核潜艇需要超长波，是其远距离通信的特殊需求决定的，大功率超长波电台是岸基指挥所与远洋之下的核潜艇进行通信的唯一手段。1958年4月，苏方向中国提出合建大功率超长波电台和远程收信中心，被中国婉拒；2个月后，苏方再次建议，两国在中国境内共建一个超长波电台，苏方以技术和设备投入，占七，中方以土建投入，占三，建成后双方共管，使用权按投资比例划分。随后，苏方又提出成立联合舰队。但这两项建议均未被中国领导人接受。

1958年10月，中方代表团赴莫斯科，希望核潜艇的研制得到苏方帮助。但连核潜艇的样子都没见到，并被拒绝讨论核潜艇问题，仅参观了正试航中的“列宁”号原子破冰船及民用核电项目。

1959年6月，苏方致信中方，提出暂缓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9月，赫鲁晓夫来华，与周恩来、聂荣臻会谈时，就中方提出的核潜艇技术援建问题回答说：“核潜艇技术复杂，你们搞不了，花钱太多，你们不要搞。”

毛泽东得知苏方的回应后，十分气愤地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这句气势如虹的名言，成为当年国人攻克核潜艇难关的动力源。中国核潜艇事业，自此摆脱了依靠外援的幻想，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

“豁出去了”的《特别公函》

如今已耄耋之年的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技术顾问张维忠，55年前就投身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核动力装置的研制。他告诉记者，根据新解密公布的资料，上世纪50年代，苏联研制核潜艇其实也并不顺利：先是陆上堆的堆芯严重故障；后来其核潜艇一回路部分因采用直流式蒸发器，在发生海水泄漏的情况下，所使用的不锈钢管被严重腐蚀，导致设备使用寿命仅为几十分之一。这一问题直到1978年苏方才最后解决，此前，苏联有关核潜艇一直不得不“带病运行”。

由此可见，“核潜艇技术复杂”之说，也确实事出有因。核潜艇，对当时国家整体科技能力和制造水平都弱于苏联的中国来说，面临的挑战无疑更大。

核潜艇的研制确实有点“生不逢时”，1958年～1961年，中国经济遭遇严重困难，原子弹和核潜艇的研制难以做到齐头并进，为了确保原子弹的成功，中央决定放缓核潜艇的研制。1963年3月，周恩来总理两次召集中央专委会议，原则同意了二机部和海军联名上报的“保留骨干，细水长流”的调整报告，核潜艇工程“下马缓行”。

“下马”了仍要“行”，是何等艰难。硕果仅存的二机部原子能所“47-1”研究室，汇聚了仅有的几十位技术人才，全力攻克核潜艇的心脏——核动力装置。但即使在这几十人里，真懂核技术的也仅有五六人。后来成为院士的领军人物彭士禄、赵仁恺就发动大家学专业、学英语。张维忠回忆说，那时饭也吃不饱，人人浮肿，一个人的办公经费只有8元钱，但学习的氛围浓厚，晚上都是饿着肚子背着单词入睡的。

1964年9月，我国第一艘装配建造的“31”型常规动力导弹潜艇成功下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都为核潜艇工程重新上马赢得了主动。1965年3月2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11次中央专委会议，决定将核潜艇工程重新列入国家计划，并要求二机部负责在1970年建成与核潜艇1比1的陆上模式堆，担当潜艇核动力装置的“前驱”。
按照“靠山、分散、隐蔽”的三线建设方针，潜艇核动力陆上模式堆和核动力研究设计基地选定在大西南的夹江县深山沟里，代号为“909”基地。当时山里工作、生活条件的艰苦毋庸赘言，最大的风险还来自“文革”动乱，开工两年多仅完成总投资的15.1%，十大实验室一个也没有建成。

1967年6月下旬，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的一个秘密会议上，与会者对造反派揪斗专家、对核潜艇研制工作横加阻挠十分气愤，聂荣臻忍不住发火了，说：“不要理他们！抓国防建设，何罪之有？就是戴手铐，这个工程我也抓定了！”

但会议精神仍无法落实，因为造反派的歪理是“不能以生产压革命”。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刘华清和大家商量后，决定向聂荣臻建议，以中央军委名义发一个《特别公函》，强调“‘○九’（核潜艇）工程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一项重要的国防尖端技术项目。这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极其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必须“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保时间、保质量，圆满完成任务”。

8月30日一大早，刘华清怀揣打印好的《特别公函》，来到国防部聂荣臻办公室。聂荣臻戴上老花镜，从头到底细读了一遍文件，沉思片刻，果断提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在特殊的年代里，这份《特别公函》刹住了各地造反派以种种借口和理由阻碍建设、揪斗专家、停工停产的歪风，成为核潜艇工程得以顺利推进的“尚方宝剑”。

其实，当时卷入“二月逆流”的聂荣臻自身处境已很艰难。多年后，聂力曾问父亲，你当时怎会如此“大胆”？这位身经百战的元帅只说了4个字：“豁出去了！”

 “中国海军，自此成为战略军种！”

1968年2月，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会议决定，陆上模式堆要在两年内达到满功率运行。7月18日，毛泽东又签发文件，调动一个营的部队支援陆上模式堆建设。按当时的惯例，人们以毛泽东批示的日期作为某项工程的代号，遂有了“718”工程之说。

核潜艇的设计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什么样的船体线型最适合水下高速航行的核潜艇？无疑是流体线型好、摩擦阻力最小、水下操纵性能也最好的水滴型船体。但当时没有一个中国科学家见过核潜艇，甚至从国外商店里买来的一个核潜艇玩具都如获至宝，设计师们对着它反复琢磨。杨连新告诉记者，美国研制水滴型核潜艇分成三步走：常规线型核潜艇——水滴型常规潜艇——水滴型核潜艇，前后花了11年时间。而我国科学家经过周密计算与试验，直接采用水滴型，大大缩短了研制周期。

1970年7月15日、16日，周恩来连续两天召开中央专委会议，听取汇报，拍板决策，再次叮咛模式堆的试验要“充分准备，一丝不苟，万无一失，一次成功”。

7月26日，陆上模式堆的两台发电机组发电并网，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核能发电。8月30日，当主机达到设计满功率时，仪表显示仅使用了99%的反应堆设计功率。顿时，模式堆大厅内外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

陆上模式堆的成功运行，为潜艇核反应堆的运行提供了可靠数据。1971年7月1日，“401”艇反应堆提升功率，蒸汽发生器开始向二回路供汽，启动蒸汽辅机，汽轮发电机组开始供电，这是核能首次在潜艇上实现发电。

1971年8月17日，周恩来亲自批准核潜艇开始试航……

1974年“八一”建军节，渤海湾畔，隆重举行了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交艇命名仪式。海军司令劲光铿锵有力地宣布：“将该艇命名为‘长征1号’，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并授予军旗一面。”

1988年9月15日14时，我战略导弹核潜艇发射“巨浪-1”潜地战略导弹首获成功。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四国之后，第五个拥有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能力的国家。

“中国海军，自此成为一支战略军种！”杨连新说。
　　谁是中国的“核潜艇之父”
　　我国核潜艇的第一任总设计师是彭士禄，第二任总设计师是黄旭华，第三任总设计师是张金麟。

“谁是中国的‘核潜艇之父’？”对这个无数网民在网上争议的话题，三任总设计师都不认为自己是“核潜艇之父”。毫无疑问，他们仨都是我核潜艇事业不可替代的杰出贡献者。
今年，彭士禄先生九秩高寿。他的人生极为独特。他女儿彭洁告诉记者，父亲三岁丧母、四岁丧父，奶奶是海丰县妇女解放协会主任蔡素屏，1928年牺牲时年仅31岁；爷爷彭湃出身大地主家庭，却是中国农民运动领袖，在海丰当众把一箱子的地契全烧了。1929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他，因叛徒白鑫出卖而被捕，一周后即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上海。周恩来曾亲自设法劫车营救，因故未成。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幼年的彭士禄就吃百家饭、穿百家衣，8岁就被国民党抓进了监狱。

“是几十位‘母亲’养育了我父亲，所以我父亲对人民充满了感恩之情，”彭洁告诉记者，“父亲曾对我说，‘你爷爷奶奶无私地把土地分给农民，甚至不惜生命，给了我要为人民、为祖国奉献一切的热血。’我觉得这是我父亲内心的‘核动力源’。”

于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彭士禄身上就不难理解：当火车运来了核燃料元件，要派司机去火车站将它们运回陆上模式堆现场，司机们却怕有放射性都不乐意去。彭士禄第一个跳上卡车，下令“出发”！到了车站，核燃料装上了车，司机还是不敢往回开。又是彭士禄第一个坐在核燃料的绿箱子上，再次下令：“开车！”司机一看，彭总都敢坐核燃料上，我们还怕什么？走！

第二任总设计师黄旭华也创下了多个世界第一，其中一项是：他是第一位亲自参加核潜艇深潜的总设计师。核潜艇的深潜试验充满危险。1963年4月，美国核潜艇“长尾鲨”号预计深潜300米，结果下潜不到200米就被压碎，百多位艇员全部遇难。为什么？黄旭华解释说，核潜艇深潜时，一个扑克牌面积大小的钢板，承受的水压就有一吨多。一百多米长的艇体，你看要承受多少吨的压力？任何一块钢板、一条焊缝不合格，任何一个阀门封闭不足、强度不够，都有可能艇毁人亡。

中国核潜艇首次深潜300米，是1988年4月29日，黄旭华已62岁。别人劝他这个年纪不能下去，但他认为：如果我敢和大家一起下去，他们就会相信核潜艇的安全保障、技术质量不是吹牛的，一定是有把握的，即使真遇到问题也不慌了。两个多小时后，300米深潜顺利完成，核潜艇完好无损浮出水面。艇上的官兵要出快报，请他写几个字。黄旭华信手拈来一阕：“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彭士禄、黄旭华带领专家团队和参试人员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从核动力装置、艇型选择、大直径艇体结构强度、远程水声系统到反潜攻击鱼雷及指挥系统等，这些技术难关被梳理为“七朵金花”。黄旭华回忆说，“曾有消息说，美国战略导弹核潜艇装有一个65吨重的大陀螺，但这不仅要增大潜艇的排水量，而且占据空间、影响航速。我们通过对大量试验数据的深入分析，认为只要在水滴型船体操纵面的设计上进行改善，就可以不装大陀螺”。事实证明，黄旭华的思路是完全正确的。后来获悉，美国人自己也没有在潜艇上装，“幸亏没有上当！”黄旭华说。

谁是“中国的核潜艇之父”？大海无言，英雄无言！大洋浩瀚，英雄无形！

五洋深处，有我英雄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