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胜利后，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饮马长江。“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渡江战役的各项工作随之紧锣密鼓地筹划开来。这时，中央军委给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下达了“攻占浦口，炮击南京”的作战任务。可是，后来几经磋商，这一作战任务最后并没有执行，以至我们的党史军史很少提及此事，而绝大多数人更是闻所未闻。在渡江战役胜利和宁沪杭解放67周年之际，回顾这段历史，了解这一作战任务演变的来龙去脉，人们可以从中受到很大的历史启迪。
“攻占浦口，炮击南京”的作战任务，最初是中央军委下达给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1949年2月25日，中央军委电示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3月中旬或下旬准备攻占浦口及炮击南京，限于3月10日前完成准备工作，待命行动，以配合国共代表的谈判。”
可以说，这是中央军委为发起渡江战役下达的第一个作战命令。任务很具体，就是“攻占浦口及炮击南京”；目的也很明确，就是“配合国共代表的谈判”。如果情况不发生变化，浦口将是渡江战役中我军攻占的第一个敌军江北桥头堡垒。而实际上，浦口却是我军最晚攻占的敌军江北桥头堡垒。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
原来，在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后，三野代司令员粟裕和参谋长张震随即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部署。正在此时，粟裕的美尼尔氏综合症复发了，身为中央候补委员的他甚至连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也不能参加，就于3月1日赴济南休息。离开之际，他和张震联名向中央军委上报了攻占浦口、炮击南京的作战部署。在这个报告中，他们反映了一个重要情况：要达到炮击南京，必须攻占浦口，将炮位移至江边才行。而这样做很可能遭到敌人的袭击，特别是敌空军的轰炸。所以，他们决定以八兵团的第26军、第34军和七兵团的第35军，再配属2个榴弹炮团，执行攻占浦口、炮击南京的任务。以一个军先攻占江浦再攻浦口，一个军分割敌军第28军和第96军的联系，一个军对浦口实施正面攻击。为了分散敌人的注意力，防止敌人轰炸，他们还建议第七、第九、第十兵团同时攻占当面之敌沿江桥头堡垒，开辟突破江防道路。他们根据军委命令的时间，要求各兵团于3月10日前完成作战准备，待命发起攻击。
三野对中央军委作战命令的执行是非常坚决的，同时也考虑得十分周全。它把“攻占浦口及炮击南京”的作战任务与“攻占当面敌军沿江桥头堡垒、开辟突破江防道路”结合起来进行部署，以便为下一步渡江作战创造有利条件。而这样一来，我军势必在攻占浦口的同时，将全线夺取江北敌人的一切据点。
中央军委在接到三野的电报后，于3月3日复电，指出：“准备攻占浦口、炮击南京之目的，是为了促成有利于人民之谈判。此项谈判时间尚未确定，大约在3月下旬”，“现在各部均只作准备，不要行动”。中央军委的复电重申了攻占浦口、炮击南京的目的是“促成有利于人民之谈判”。因为当时国共代表谈判的时间尚未确定，所以，作战行动的时间也不好确定，但是，中央军委在复电中强调“各部要做好准备”。
3月5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3月13日结束。会议期间，毛泽东等人与来到西柏坡出席七届二中全会的渡江战役总前委领导人陈毅、邓小平、谭震林等人商谈了渡江作战的问题，初步决定“渡江战斗之确定日期为4月10日，而和平谈判之日期应在4月1日或4月5日……因此，攻占浦口、浦镇的时机应在南京代表到达北平的那一天，或者在南京代表到达北平之后一天而不要过早”。毛泽东还明确指出：“攻击浦口、浦镇的准确时间，必须由中央临机决定。至于浦口、浦镇以外沿江各点之攻占，则由你们自己规定攻击时间。”这样，攻占浦口、浦镇的时间就定在了和平谈判开始之时。
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陈毅、邓小平、谭震林等人返回南方。3月17日，他们专门到济南探望了在那里休养的粟裕并商谈军事问题，又一次研究了攻占浦口、炮击南京的问题。他们根据中央军委设定的“4月10日开始渡江作战”的时间，经过再三考虑，一致认为：“攻击浦口与炮击南京与夺取一切江北敌人据点，应同时施行，而且应紧接着开始渡江作战”，“否则既可使敌人在战役战术上能作比较从容的部署，又会使我江南可靠关系可能遇到很大的困难，而我们则会丧失可能的战役战术的突然性，增加渡江的困难”。因此，他们建议：“攻击浦口作战，推迟至4月1日开始，以便与10日渡江作战相衔接。”第二天，渡江战役总前委领导人联名给中央军委发了电报，除了再次强调了三野3月1日回电的意见，即“攻击浦口与炮击南京与夺取一切江北敌人据点，应同时施行”外，还强调了“应紧接着开始渡江作战”。这样，何时开始渡江作战就成为确定其他作战部署的关键。
3月19日夜，中央军委复电指示：“是否攻占两浦，要待谈判接触数天才能决定。如谈判有成功希望，则不要攻占两浦，以利和平地解决接收南京问题。如谈判没有成功希望，则看军事上是否有必要攻占两浦”，“如攻占两浦为渡江作战所必须，则攻占之；如无此种必须，则可置之不理”。在这个复电中，中央军委对攻占浦口的原则已更加明确，即要看和平谈判的情况：如和谈成功，肯定不要攻占了；即便是和谈不成功，也要“看军事上是否有必要攻占两浦”。而对“炮击南京”的任务已经不再提及了。
3月25日，陈毅、邓小平、谭震林召集三野各兵团负责人会议，听取了张震参谋长关于渡江作战方案的汇报。26日，他们在向中央军委的报告中，明确提出：“确定不攻浦口、江浦”，“对敌人江北桥头堡区别处理”。中央军委于3月29日复电同意。
这样，从2月25日至3月29日，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磋商，“攻占浦口及炮击南京”的作战任务最终没有执行。
从3月29日起，三野各兵团开始扫除渡江障碍，到4月10日，敌人的江北桥头堡垒只剩下八圩港、瓜洲、浦口、浦镇、裕溪口等几处，而浦口也成为我军最晚攻占的一个敌军江北桥头堡垒。
在纪念渡江战役胜利和宁沪杭解放67周年之际，回首这一作战任务变化的情况，至少给予我们两大历史启迪。
一是老一辈革命家是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典范。我党我军在革命战争年代养成的党内民主的优良传统值得我们永远继承、弘扬光大。在革命战争年代，上级领导机关在制定计划、作出决策时，总是虚心听取下级指挥员的意见和建议，不断完善所拟定的计划和决策，务求作战方针计划更加符合实际。党的各级组织坚决维护中央权威，保证政令、军令畅通，坚定不移地实现中央的决策部署；同时，下级指挥员也不“唯书”、不“唯上”，而是敢于讲真话，及时反映真实情况，使上级能够更好地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
二是老一辈革命家是实事求是、敢于担当的典范，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效法。渡江战役是在我军占绝对优势的形势下举行的，夺取胜利是没有悬念的。即使是如此，总前委的老一辈革命家们也不敢掉以轻心，殚精竭虑、日夜操劳，以求万无一失。以“攻占浦口，炮击南京”的作战任务为例，当时即使是执行了，也不会影响渡江作战的胜利。但是，“攻占浦口，炮击南京”的作战任务最初是着眼于政治影响提出时，而没有充分考虑到军事上执行的难度；同时把它作为一项单独任务来执行，没有通盘考虑到它如何与整个渡江作战的紧密结合。如果把渡江战役比作国共双方博弈的一盘棋，“攻占浦口，炮击南京”相当于“将”南京国民政府的“军”，来一个“下马威”，但这一着棋是“将”不死对手的。渡江战役总前委的老一辈革命家们经过认真、反复的讨论，及时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确定不走这一着“闲棋”，而是进一步调整部署，集中兵力从南京东西两翼实行突破，从而避免了不必要的军事行动和作战损失，最终夺取了渡江战役的“军政全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