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浙江省天台县民政局打来电话，说我父亲王槐1931年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牺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已批准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并发给烈士证书。因王槐烈士的直系亲人只剩下我这个唯一的女儿，所以将烈士证书寄给我。
我父亲王槐（又名王宗槐）青年时期投身民主革命，后来赴东北参加抗日义勇军牺牲，留下我们孤儿寡母，我们家庭遭受了许多苦难。
我父亲出生在浙江天台县一个小工商业者（开家庭酒坊和小酒店）兼小土地出租的家庭，是王家的独子。15岁那年他在天台中学读书时，就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我母亲陈宝英结婚。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台州，他与天台中学同学曹天风、周炳文等率先响应，积极投入。他们组织青年学生查封和烧毁日货，举行罢课游行。
父亲中学毕业后考入杭州医专读书，经常在外参加各种爱国宣传活动，因而引起学校当局的注意和不满，将其除名。父亲离开学校回到家乡。当时在北伐战争胜利的推动下，天台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1926年夏，根据国共合作时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宣中华（中共党员）的指示，曹天风领导国民党左派筹建了国民党天台县党部，迎接北伐军入浙，父亲就是改建后的国民党县党部的常委。
1927年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天台县党部左派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父亲作为国民党左派被怀疑是共产党，曾因此躲避了一段时间，回来后还是被天台县保安团抓去，关押在信行寺省防军连部驻地。同时被抓的还有许杰（新中国成立后为上海华东师大教授，他生前也为我父亲写过证明信）和金平瓯（后去台湾）共3人。在保安团准备将他们解往台州海门专署的那天，母亲带着9岁的大姐去送行，很远就看到三顶没有顶盖的轿子停在信行寺门口，父亲和两位叔叔从寺院大门里的照壁后面转出来。父亲突然撇下押送的士兵，不顾一切地快步走到乡亲们面前，慷慨激昂地向大家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这时坪上的乡亲越聚越多，旁边的士兵急了，拥上前去捂住他的嘴，拗着他的手，阻止他讲话。父亲讲不成话，就挣扎着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军警们惊慌失措地将我父亲3人硬塞到光顶轿子里，让轿夫抬着，飞快地向海门专署方向跑去。我母亲与大姐不由伤心地哭泣起来，有的老乡也在哭，有的在低声骂这些没人性的家伙。大姐亲眼见到了父亲不畏强暴、英勇不屈的形象，这个形象一直影响和鼓舞着大姐和我，一生朝着父亲所走的革命道路前进。
父亲等人被捕后，天台县总工会、农民协会、妇女会、青年会等纷纷打电报给省政府和省党部，要求释放他们。大约过了半年后他们才获释。在父亲留下的自传体遗稿中，有一段写他在狱中的生活，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残酷镇压革命者的暴行。
1929年父亲在镇江《前锋》杂志编审科工作。据当时一起工作的罗青同志（江苏人，中共党员，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回忆，说我父亲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积极工作，作风纯朴，为人热情豪爽，很有才华，在群众中很有凝聚力。后来镇江反动当局认为《前锋》杂志宣传赤化，勒令停刊查办。从此罗青与我父亲被迫转入地下，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父亲目睹国土沦陷，日寇猖獗，于是在上海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1年底，他筹集了一批药品和军需品，带着50多位青年学生和爱国志士奔赴东北参加抗日义勇军。临走时，他给好友曹天风写了一封信说：“从此北上参加抗日义勇军，为民族解放甘洒一腔热血。”
隔了不到两个月，我母亲对我们说父亲从汉口寄回来一封信，说他参加革命了，从此四海为家，不能再照顾家庭了，家里的重担要母亲挑起来。此后，父亲就音讯全无，像黄鹤一样一去不复返。
在我父亲进步思想的影响下，我姐先参加共产党，后介绍我也入党并指引我去当兵。正巧1938年底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来招生，在大姐推荐下，我进入教导总队女生八队学习训练，成为一名光荣的新四军女兵。
在党的教育培养下，经过战火硝烟的考验和艰苦战争实践的锤炼，我和姐姐的革命信仰始终坚定毫不动摇，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和解放战争胜利，迎来新中国的成立。
我和姐姐都是在艰苦困难的战争岁月中和战友相识相恋，经上级组织批准结婚的。我的姐夫龙跃是老红军、浙南游击纵队司令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我的爱人汪大铭是老红军、军副政委。我们都是多子女家庭，在“文革”中，我们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打倒、关押多年，差点家破人亡。年幼的孩子们被扫地出门，流浪街头，遭人欺负冷眼相看。但可喜的是，在逆境中，我们的孩子没有消沉，更没有自暴自弃，大哥带着弟弟到了天台小岭头插队劳动，他们在崎岖的人生道路上不畏艰难，一面劳动一面自学。当“四人帮”垮台、国家恢复了高考时，功夫不负有心人，几个兄妹先后考进大学，均以优异成绩从大学毕业，走上不同工作岗位，成家立业，事业上各有所长。大儿子是福建师大副校长、教授、博导，获国务院津贴的专家；二儿子是闽江大学艺术系主任、教授，省工艺美术大师、中国著名漆画家；三儿子在外省某市经贸委任职，工程师；女儿在一家杂志社任主编、编审；小儿子毕业于清华大学，留英硕士，高级经济师，在一家国企任副总经理。他们一步一个脚印，用自己的真才实学在各自工作岗位上为祖国振兴努力工作，前赴后继走革命之路。他们都是合格的革命后代，我感到非常欣慰。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国家民政部门对我父亲参加东北抗战牺牲的历史再次复查核实，确认他的革命事迹是真实的，追认他是1931年在东北义勇军牺牲的抗日烈士，这份烈士证书虽然来得迟了些，但毕竟是来了，为此我深深地感激党和政府。可惜我母亲与大姐早已过世了，她们要是还活着，该有多高兴啊！
我今年95岁了，2015年10月，我冒着大雨，带领全家儿女、孙女赶到天台故乡烈士陵园，在王槐烈士纪念碑前祭奠我父亲。我们深深地鞠躬，寄托哀思，感慨万千，历史和后代将永远铭记我父亲这位抗日英雄的功绩。
父亲为了民族解放无私无畏英勇牺牲的精神和高大形象，永远铭刻在我们的脑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