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烽火中的文化尖兵—— 舒文

时常想起抗日烽火熊熊的年代里，在浙江龙泉县民众教育馆里，带领我们宣传抗日救亡，开展革命文化活动，在街头、乡村演出、教唱抗日战歌，在大街、巷口墙报上挥笔作画的好馆长、好战友——舒文同志。

舒文，笔名东陵，1916年出生于浙江省青田县良川乡，1931年考入杭州师范学院，后转学至浙江省民教馆实验学校就读。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舒文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毕业后到上海工作。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舒文回浙江参加抗日后援会流动剧团，从事抗日救亡，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流动剧团来到龙泉

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浙江省级机关陆续迁徙龙泉，许多革命志士、进步青年学生纷纷来到龙泉，龙泉一度成为浙江抗战的大后方。当时，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推行新政，龙泉是三个实验县之一。县长唐巽泽受共产党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派秘书徐迪整（中共地下党员）与地下党组织联系，邀请浙江省流动剧团到龙泉合作抗战宣传。

1938年1月由张三扬、邵荃麟等带领“浙江省抗战后援会流动剧团”30余人，来到龙泉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和从事革命文化活动。此时，舒文满怀抗日激情，随流动剧团来到龙泉。龙泉地处浙西南山区，交通闭塞，文化落后，流动剧团进城第二天，即组织了全县民众举行大游行，在街头巷尾教唱革命歌曲，演活报剧。不久，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了由张三扬、邵荃麟、俞坚、葛琴、舒文五人组成的中共龙泉县特别党支部，由张三扬任书记。

1938年2月，县长唐巽泽主动要求共产党派员共事，龙泉“特支”全体人员均在县政府宣传、教育、文化、政工等部门担任职务，利用合法的身份开展工作。舒文到民众教育馆任馆长，他将原抗战后援会流动剧团的骨干王朝闻、骆苏星、杜毅贞、丁浩、王良俭、郭世桢招进民教馆工作。为了便于广泛发动群众，他还在八都、小梅、安仁、道太四个区设立民教分馆。12月，小梅、道太民教分馆改为第一、二流动施教团，第二团由陈金庸为主任，我（张乃权）为政治指导员。

出版刊物，开办书店。舒文发动全馆人员会同编审室等出版《龙泉快报》《大家看》《大家唱》等刊物，编辑抗战读本。1939年，舒文认为阅览室书刊不足，又与邵荃麟取得联系，把邵在金华所认识的陈树惠介绍到龙泉开办“新知书店”，从当时新四军活动中心皖赣革命根据地引进了一部分进步书籍。书店开张后，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以及政工队员常到书店购买进步书籍，有的将购买的书籍带到农村去配合宣传抗日救亡工作，书店也成为进步青年、革命文化工作者汇集的地方，起到了启蒙的作用，扩大了宣传范围，许多青年因看进步书籍走上了革命道路。

开办民众夜校。舒文见到龙泉许多穷人，生活极为困难，没有读书的机会，动员他们白天劳动，夜里读书识字，增长知识。夜校办了个识字班，学生都是青年妇女，除识字外，还结合形势教历史、地理常识。民众夜校分初、中两个班，每期三个月，由各个单位抽人员承担教学，学习内容包括文化课、数学课，还讲时事形势。在夜校读过书的青年人，后来多成为龙泉抗日救亡的新生力量。

组织青年歌咏队。舒文带领民教馆发动群众学唱抗日歌曲，民教馆还组织了30余人参加歌咏队。每逢有活动的晚上，民教馆里挂着一盏雪亮的汽油灯，馆员教大众唱《大刀进行曲》《壮丁歌》《慰劳歌》《打回老家去》《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歌曲，来唱歌的多是农民，他们劳动回来，往往来不及洗去腿上的泥土就来到民教馆学歌。

刊出墙报，宣传漫画。当时龙泉街上到处可以见到抗日救亡的漫画、墙报。这是龙泉民教馆宣传活动一大特色。舒文动员全馆职员发挥特长，调动有美术专长的王朝闻、王良俭、郭世桢，创作更多的宣传抗日救亡的美术作品尤其是大众喜欢的漫画等，充分利用墙报、壁报等形式广为宣传，颇有影响。

以戏剧唤起民众抗日

舒文向“特支”建议将原班流动剧团改为民众剧场。经唐巽泽县长同意，民众剧场组建后，由共产党员黄灿任主任。工作人员有的是大学生，多数是高中毕业生，他们能写、能导、能演，朝气蓬勃，工作热情很高，每天早上5点起床，集体在溪边吊练嗓子，练习唱歌两个小时，白天读剧本，念台词和筹备道具，排练到半夜，晚上除演出外，就是学政治时事，戏剧业务，经常学习、工作到深夜。大家从不计报酬，不怕劳累，为的是一个目标——抗日救国。

“剧场”成立三年，演过《雷雨》《日出》《流亡三部曲》《复活》《上前线去》《打鬼子去》《放下你的鞭子》《魔崖》《吉夕》等。为了扩大公演，大家坚持每周会演一次外，还要下乡巡回和街头演出，所到之处，都给群众留下深刻印象。记得有一次演《打鬼子去》的活报剧，王朝闻扮饰被俘的日本兵，低头缓步而行，另两个同志扮演八路军，押解着战俘，黄灿扮饰老农，腋下夹着一把雨伞，紧跟队伍高喊：“打小日本鬼子去！”小孩子们以为真的将日本鬼子抓来了，高兴得就往队伍里钻，朝“鬼子”吐唾沫。
1939年6月，舒文到县政府政工指导室后，对民教馆、民众剧场要求更高，管理更严，要求民教馆人员下乡配合流动施教团巡回指导，要求“剧场”下乡巡回宣传演出的同时，协助乡村演唱队开展活动，还要抽时间访贫问苦，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宣传抗日道理。

龙泉山区交通不便，下乡巡回演出除笨重的布景道具雇人肩挑外，大家自负铺盖背包，头戴笠帽、脚穿草鞋翻山越岭。“剧场”到村里，自己开办伙食，一般在社庙演出，完毕后将幕布当地毯，就地睡在舞台上。虽然夏夜蚊子叮咬难熬，冬天寒风刺骨，但第二天照常演出。

龙泉民众剧场不仅是龙泉县抗日救亡宣传演出的中心，也是龙泉地下党活动秘密场所。剧场里9位负责同志，其中7位是共产党员。民众剧场实际是地下党的联络和接待站。边区邻县蒲城、庆元、遂昌、云和、丽水等地地下党同志过境，多由舒文、骆苏星二人安排在民众教育馆“文昌阁”魁星楼的招待所住宿。

当时印刷十分困难，龙泉建立了地下印刷室，地点设在县民众剧场楼上，具体由剧场主任屈品生负责，舒文、杜大公、屈品生编写，骆苏星，骆静美刻钢板，张延林等负责油印，专为浙西南特委和龙泉县区委印刷各类文件、传单、标语、歌曲，编印农村支部的政治常识课本。民众剧场自建立约三年，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的抗日宣传工作。
跳出“碧湖”加入新四军

1940年初，国民党提出《限制异党活动办法》，龙泉的国民党右派扬言要将政工队、民教馆、民众剧场等改组撤销，排除其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民主人士。唐巽泽将这些消息透露给了中共地下组织，地下党根据上级指示及当地情况进行分析，采取了“逐步分散与撤离面目大红的同志”措施，将原“特支”成员大多先后调离龙泉。同年5月，国民党右派对龙泉救亡中心的剧场、民教馆逐步采取了排挤摧残的政策，将编制压缩到5人，对红色的文艺骨干进行种种刁难和迫害。此时，中共龙泉县委书记由林忠（宣安金）接任，舒文任宣传部长，杜大公任组织部长。原“特支”成员中只有舒文一人留在县府政工指导室里，以公开的身份坚持在龙泉工作，负责县政工指导室、编审室、军警稽查处、政工队、民众剧场、民众教育馆以及城区地下党联络及统战工作，团结起留在政工队、民教馆、民众剧场的红色文艺工作者，一边做着例行的公事，一边在剧场做义务演员。舒文鼓励演员和工作人员说：“我们要坚持抗战到底，就得宣传，演好戏。”在舒文带领下，大家积极排演《雷雨》并穿插宣传抗日的剧目，反映反封建、反独裁的独幕小型的话剧和歌剧，还演出了大型话剧，反映东北日寇残暴统治的《黑地狱》，还有反映间谍斗争的《绯绝网》等。

1940年5月下旬，浙江省政府下令，调各县政工队长和指导室副主任到丽水碧湖受训。舒文接通知后，即交待当晚在江西会馆剧场公演《绯绝网》，这是舒文主持工作后演的最艰难的一场戏。台上演的是爱国空军反击日本间谍的斗争，台下却有国民党间谍特务时时窥视着舞台上的动静。第二天舒文到丽水碧湖受训，受训期间浙江省政府保安处下令逮捕舒文和杜大公同志。多亏地下党组织及时通知，舒文、杜大公得以安全转移。6月的一天夜晚，地下交通员老陈送信给舒文和杜大公。舒文拆信一看，抓起背包，一手拉着杜大公说，“快走”。两人边讲边冲出后门，直向松阳、遂昌方向的羊肠小道奔去。两人翻山越岭，避开松阳县城，穿树林越山坡，行古道跨溪流。经一天的快速步行，他们到了遂昌王村口，乘船直达衢州转皖南，到达了新四军军部，加入了新四军。

皖南事变中，舒文随部队突围到无为后，参与创办中共皖江区委机关报《大江报》，直至1945年新四军北撤停刊。他先后任皖江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和新四军第七师的政治部宣教部副部长，从事党和军队的宣传教育工作。

舒文在抗战初期，在龙泉县民众教育馆与我共事三年，我深知他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做了大量的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运用文化武器宣传教育民众、唤起民众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直到现在，老一辈的龙泉人提起舒文的事迹，总是流露出怀念和敬仰之情。我作为民众教育馆的一员，为抗日救亡运动流过汗、出过力，我也为有曾经一起并肩战斗过的舒文这位好领导、好战友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