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20世纪中国苦难而辉煌的历史进程中,涌现出一大批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优秀共产党人。”老一辈革命家曾志便是其中的一位。和同时代的许多优秀共产党人一样,曾志对自己选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终生笃信不移。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一
1926年10月,年仅15岁的曾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面对墙上悬挂的党旗,曾志庄严地举起右手,向党宣读了自己的誓言。在新党员表态发言时,她只讲了两句话:“从今以后,我生为党的人,死为党的鬼!我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永不叛党!”从入党那一刻,直至生命之火将熄,在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她始终遵从自己的入党誓言,毫不违背。
曾志一生中有过三段婚姻(依次与夏明震、蔡协民、陶铸,前两位都在革命斗争中牺牲),生过四个孩子。第一个孩子生于井冈山,第二个孩子生于厦门,都因当时斗争的环境,给当地老百姓抚养。生第三个孩子时,因没有钱请接生婆,卫生条件差,产后得病,孩子生下13天,又不得不送了人。送走孩子后,生性好强的她拖着病弱的身体立即投入了新的工作。在延安时,曾志与第三任丈夫陶铸生下了唯一的女儿陶斯亮。对于这个天真活泼、人见人爱的女儿,曾志宠爱有加,但是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她毅然抛下女儿,奔赴东北开辟新战场。虽然舍不得女儿,然而在她看来:“为了抗战胜利,为了民族解放,多少人已经抛头颅洒热血捐躯疆场,我们离开女儿又算得什么?何况还有党组织和同志们的照顾,我又何必牵肠挂肚!”
曾志性格坚强,极少落泪,但是当1935年春因生重病,同时因敌人大举进攻而被迫离开闽东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之时,她曾多次痛哭。在她看来:“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等于失去了政治生命,没有了政治生命,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一想至此,我很惶恐,忍不住哭了起来。”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那段日子,她并未低沉消极,而是始终积极主动寻找党组织。时值红军长征,她查阅各种报纸,凡登有中央红军行踪和各根据地消息的,都如获至宝,悉数收集起来,认真研究,从字里行间捕捉党和红军的消息。经多方寻找,1936年10月曾志终于与党组织联系上了。她回忆说:“我从1935年2月离开闽东,到1936年10月找到党,其间失去组织关系共一年八个月。这一年八个月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党组织,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党组织,从广州到上海,从酷暑到严冬,我们尝尽了失去党组织的辛酸苦辣,彷徨烦恼。现在好了,我又投进了党的温暖怀抱,重新拥有了政治生命,从此我感到人生更有价值,生活也更加美好了!”
二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曾志英勇顽强,机智过人,这是有口皆碑的。1928年1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部队辗转到宜章,工农革命军攻占郴州、宜章,建立革命政权,发展工农武装力量,肃清反革命,打土豪分田地。面对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被党组织派回家乡宜章积极筹建革命武装的曾志热血沸腾,她换上男学生装,扎着红腰带,有时头上裹块红头巾,背着红缨大片刀,看起来十分威武神气,人称“红姑娘”。她经常带领一批农民自卫军去抄地主豪绅的家,打开粮仓救济贫苦的农民,群众拍手叫好。
在闽东工作时期,曾志就下决心做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再大的困难和委屈都别想让她低头屈服。初到闽东,语言不通,她一字一句地学;身体素质不过关,她便有意跑步上山,一口气跑三四里不休息,同男同志一道行军打仗不掉队,跋山涉水气不喘腿不软。她积极开展工作,在50多个村子建立党团组织,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开辟革命根据地,组织成立农民武装“红带会”,成立福安革命委员会。曾志主持闽东土改,制定《分田纲要》,认真吸取中央苏区土改的经验教训,采取“抽多补少”与“抽肥补瘦”同时进行,强调少数民族与汉族同等对待,大大提高了农民对土改的热情。
曾志有多年在白区做地下工作的经验。在国统区从事地下工作,犹如坐在炸药堆上,她胆大心细,机智勇敢,多次从容应对、躲过敌人的盘查和讯问。1938年,曾志在担任荆(门)当(阳)远(安)中心县委书记时期,一人统管秘密与公开两摊工作,既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又要进行公开的抗日活动与统战工作。中心县委成立仅个把月,党员就发展五百余人,建立了一个县委、十个区委、十多个特别支部,还成立了一些秘密武装,把群众爱国热情鼓动起来,既完成了荆当远地区重建党组织的任务,又进行了坚持敌后游击战的各项准备。
新中国成立后,曾志担任中南局重工业部副部长,面对这一全新的工作,她相信“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肯下功夫学习,一定会从门外汉变成行家里手。为掌握第一手材料,她去过不少工矿企业调查;她以身作则学习文化及技术知识,不放弃每一次实践和学习的机会。她后来相继担任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常委等职,虽身居高位,但始终一心为国、两袖清风,日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忘我工作。“文革”中,丈夫陶铸被迫害至死。1977年底,曾志恢复工作后,出任中组部副部长。
三
1992年,81岁的曾志亲手写下一份遗嘱,题为“留言——生命熄灭的交代”。遗嘱中写道:“我曾在写给中央一份倡议信上签了名,即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等。除了上述这些,还不要在家里设灵堂。京外家人不要来京奔丧;北京的任何战友都不要通知。遗体先交医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无用的火化。千万不要声张,不让其他人知道。我想这样做,才真正做到节约不铺张。我的骨灰一部分埋在八宝山一棵树下当肥料,一部分埋在井冈山一棵树下当肥料,还留一点放在家里的骨灰盒里,埋在白云山有手印的那块大石头下。埋下去,静悄悄的,绝不要搞什么仪式,三个月后再发讣告,只发消息,不要写生平。我唯一要求的,是费了多年心血写成的回忆录,请女儿陶斯亮,尽量快些整理出来。我这几十年的历程,也可以反映我国革命社会历史的一点侧面,不论是好是坏,总算留给后人一点史实。”1998年6月21日,曾志在京辞世,享年87岁。
曾志作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在革命道路上既追求崇高,又甘于平凡;只执着于自己的信仰,而淡泊于功名利禄。在长达七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干得轰轰烈烈,而在人生谢幕时又走得是那样清清白白、干干净净,不允许有丝毫玷污。她对自己极其苛刻,在外人眼里,生活清苦得令人难以理解,如会为儿孙买一元钱的时令菜而大为生气,一张面巾纸都要撕成四瓣用,但却将自己省吃俭用一生的积蓄捐给社会,著作的版权赠给老干部局。对自己的信仰和忠诚不曾有丝毫褪色,对革命的热情不曾有丝毫减退,对物质的淡泊与对精神信仰的执著形成巨大反差,这是曾志品格的最大特色。
曾志用其光辉卓著、光明磊落的一生为我们树立了一座奉献精神和执著信仰的丰碑。她的传奇人生令我们惊叹,她的革命功绩值得我们缅怀,她的执著信仰值得我们学习,她的高风亮节永远令我们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