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20年前的南方谈话对中国的局势起着扭转乾坤的作用。
谈话是陆续进行的。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抵达武昌，在火车上同关广富谈话。我当时看过武昌记录，记得只有一张纸头。话不长，语气却很重，他说：“谁不改革，谁下台！”邓小平还关照关广富打电话转达他的这番话。下午到长沙，后来又到深圳、珠海。1月31日到上海。在上海的讲话，吴邦国作过传达。我记得最牢的一句是，邓小平指着一个电子产品说：大家看，它姓“资”还是姓“社”？意思是产品没有姓“资”姓“社”之分。邓小平2月21日回京后，便找人整理他的南方谈话。当时有人称邓小平为“南巡”，后来一律称“南方谈话”。2月28日中央把南方谈话作为2号文件下发。“南方谈话”有六个部分。关键词是三个：市场经济；主要防“左”；政治体制改革。5月22日邓小平视察首都钢铁公司，针对有些人回避“南方谈话”的主要精神，再一次作了重申和强调。6月12日邓小平又说：“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搞市场经济，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连科学技术都发展不起来。” 20年来，“南方谈话”便成为新征程的进军号。
今天，我们重温邓小平“南方谈话”，我想着重讲一讲学习“南方谈话”第四部分的体会。邓小平说：“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
社会秩序、社会风气是个大问题。姑且不从负面讲当今的社会秩序、社会风气如何如何不好，单从我们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净化社会风气花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就可以明白社会秩序、社会风气差到什么程度了。最简单的例子，媒体要花版面讨论：见老人跌倒要不要搀扶？北大副校长表示：如因搀扶跌倒老人而吃官司，北大愿提供法律支持。如败诉，要赔偿，北大愿出20万元。上述媒体和北大的表态都是必要的，都是好样的。但翻过来想想，要不要搀扶跌倒老人之类不成问题的问题，怎么在今天成了问题？为这类官司要北大出资，是不是偏离了高等学府的主要使命？倘若全国有理的败诉者都心向北大，倾北大的全部经费够支付吗？
社会风气是邓小平一贯关注的问题。早在1981年1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参议员代表团时就说：“没有好的道德观念和社会风气，即使现代化建设起来了也不好，富起来了也不好。”一切爱我中华民族的人都不能让“不好”继续下去。元气可伤也可以恢复，我们一定要好起来。如何让社会风气好起来？
首先是要克服自我满足、自我陶醉的情绪，正视社会风气问题的严重性。一个“贪”，一个“假”，一个“闹”，一个“黄”、一个“赌”，五样东西毒化了中国的社会，可谓是新的“五鬼乱中华”。贪与腐的金额说法不一，统计口径也是花样多多，虽说具体不详，但是，用这笔赃款可以解决当前数以千万计的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是毫无问题的。假，假药、假酒、假话、假文凭、假夫妇、假父母、假年龄、假历史，连当选什么长以后，登在报上的简历也前后不一，有人认为其中肯定有假。曾有人说，各个方面都该打假，唯独假牙、假发、假肢不可打，如今假假牙、假假发、假假肢出现了，也该打。假，弄得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假作真时真亦假”，到如今，连该信任的也不信任了。单是为了防假，所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占成本、占GDP的百分比之高，就能把物价指数抬得高过警戒线。
一方面是对社会风气问题的严重性，不可低估；另一方面，对治理社会风气所取得的成效，不可高估。这样，才有助于我们下重药治重病，用猛药治大病。
其次是要全面理解社会规范，努力完善社会规范。要减少社会上那些厚颜无耻的事，最起码的做法是要他们知耻。社会风气败坏不是“国耻”，也是“奇耻”。“奇耻”固然可怕，可是，如果寡廉鲜耻，恬不知耻，则更可怕。因为知耻是去耻的前提条件。知耻有可能改邪归正。不知耻则一定不会改正，不仅如此，而且会变本加厉。
如何让人“知耻”？可以制定法律。法律是高铁的轨道。用法律激励人快速向前，同时也用法律来制约越轨行为。但以法治国不等于任何事情都要订个法。法不可能是无所不包的，法也不是万能的。除了违法可耻以外，还要让人知道缺德可耻。德不像法那样具有强制性，但德是要内化到心灵深处的。一旦内化到了心灵深处，就会做到“慎独”，也就是四十多年前大庆人的那句话：“没有人在场与有人在场一个样。”道德规范无所不在，能起到法律起不到的作用。道德评价上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是很厉害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会使人羞愧得无地自容，会激发“失范”的人回头是岸，悔过自新。
法与德是社会规范，是最为引人注目的社会规范，可是，如果单是这么看，也是不完善的。社会规范还应当包括社会政策、宗教教规、风俗习惯，以及乡规民约。
社会政策是从宏观出发制定，从微观入手执行。它既是社会风气的清洁剂，也是社会风气的调节器。正确的社会政策能促进人，错误的社会政策会促退人。我们的社会风气之所以会弄成这个样子，社会政策应当承担一部分责任。政策一怕“漏洞”，二怕“冲突”，三怕“多变”。据《人民日报》的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在2011年底公布的资料，89%的人认为现行政策漏洞“非常多”。俗话说：“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政策规定如果是大而化之，是“橡皮筋”，则必然制造混乱。此政策与彼政策相抵触，轻则叫人莫衷一是，重则造成混乱。政策如果是初一、十五不一样，那么其后果也一定是互相攀比，争论不休。因此，称得上社会规范的政策要有严肃性、准确性，也才有权威性。“批示”，任何批示，都只能在政策范围内写批示。要坚决纠正批示高于政策的错误做法，要知道把批示置于政策之上是违纪，是耻辱。
在阐述社会规范时，不大有人提及宗教教规，这是令人遗憾的。殊不知宗教教规可以用来为现代文明服务。宗教不是科学，可也是一种文化，即宗教文化。宗教所讲的爱和善能在一定程度上同我们讲的真善美耦合。信教是失落、失意的伴生物。而失落、失意的人恰是政府应该特别关心的人。因此，运用宗教教规是改良社会风气不可缺少的一环。
至于风俗习惯、乡规民约，也能成为一种社会规范。风俗习惯、乡规民约有需要改进的一面，也有“力拔山兮”的一面。比如西南地区有两个距离很近的村庄，有一阵子一个村吸毒成风，另一个村无一人吸毒。何以如此？因为后一个村的村民自己立下一条规定：“谁吸毒就暂停谁一年或两年祭祖的权利。”这条规定调子不高，但很管用。它适应了当地崇尚祭祖的习惯。各地有各地类似的风俗，其实都可以加以改造，“为我所用”，为净化社会风气所用。
第三，有了规范，还需要有模范，需要一大批遵守规范的模范。风气是由民风与官风、清风与浊风、春风与寒风、雄风与妖风、顺风与逆风共同组成的。这些风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彼此是有相关系数可寻的。可是，其中总有居于主流地位的，也可以说其中总有起带头作用的大风。样板的作用是巨大的。样板分“正”、“负”两类。“负样板”的破坏力也是巨大的。因此，要大力宣传模范人物的模范事迹，发挥模范的引领、带动作用。模范是火车头。火车头一开，一二十节车厢都会跟上来。
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党风居于社会风气的核心。在革命年代，共产党从阶级属性上讲，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建设时期，从执政地位上讲，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有十三亿人口，有七千多万党员。如果一个先锋队员能带动十九个人，那就能够把全民一个不漏地带动起来。按理说，十九个人不过是一个班的建制。好的班长带一个班是不太难的。在战争年代，很多不识几个字的农民刚入伍，还没入党就当上班长。入党后，很快就把全班带领成为“英雄班”。今天教育普及了，各方面的学习条件好了，一名党员带动十九个人是能够带得动、带得好的。因此，在社会风气的建设上，要积极开展“一带十九”的活动。这是巩固执政党执政地位的需要。如果认为金无足赤，党内会有不纯分子，那么还有一条：群众中有英雄，再把“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等因素考虑进去，在中国建设出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风气是不难的。我们应当有这个决心和信心。“高度文明、高度民主”是在二三十年前写进中共中央决议的。请注意“高度文明、高度民主”中的“高度” 二字。“高度”决不是低度。决心要大，目标要高。悲观情绪要不得！自甘落后要不得！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有着悠久的文明史。在地球上有些民族还处于野蛮阶段，还有“食人之风”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讲“礼”了。
眼下，有不少人在讲欧洲的社会风气好。人家是不错。可是翻开老底，看看那些至今还在的、从人嘴里掏出的堆积如山的金牙齿、从死人头上取下的堆积如山的金边眼镜，就可明白他们在几十年前对犹太人是多么不讲人道了！社会风气是可变的。几十年后，与排犹不相干的德国总理在看了那些金牙齿、金边眼镜后，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为他自己的民族历史上的耻辱而忏悔。他们今天的社会风气是他们“悔”出来的。
社会风气既有变好的时候，也有变坏的时候。中国人没有向任何人下跪的必要，只要我们昂首阔步向前，只要我们下定决心、完善规范、领导带头，知行合一，一定是风光更好看。
领导带头不能只带嘴巴不带手。马克思说：实际运动前进一步，胜过纲领一打。我们可以摹仿马克思，说一句不大容易被人接受的话：领导人的一次模范行动胜过一百次抑扬顿挫的重要讲话。十多年前，有些人不在讲话的内在质量上下工夫，却在讲话前花时间请播音员一遍又一遍地辅导讲话的腔调。这是得不偿失。有那个学腔调的时间，倒不如去隔壁贫困人口家中看看他们锅里吃的什么。看了以后，在讨论如何治理社会风气时就能跳出自己的既得利益的局限，不为浮云遮望眼，提出真正有益于人民的主张，真正兑现两千年前《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
第四，最重要的是要坚定地确立“社会以人为本，人以社会为本”的理念。这是社会风气净化的灵魂。“以人为本”的深入人心，是中国社会的一大进步。曾有一段时间忽视人的作用，泯灭人的个性，不利于社会风气的建设，面对当时的主要矛盾，提出“以人为本”，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可是，这20年的情况在起变化，极端的利己主义在膨胀，金钱至上主义在橫流，有不少人把“以人为本”异化为以“我”为本，以一己之私利为本，这就违背了“以人为本”的初衷。因此，我们有必要提出：“社会以人为本，人以社会为本。”
“社会以人为本，人以社会为本”，是人与动物的分水岭，是作为社会化动物的人类的标志性理念。社会不以人为本，人难以立足，到头来社会也不存在；人不以社会为本，社会就是一盘散沙，社会也不成其为社会，人也会退化为动物。
“社会以人为本，人以社会为本”，既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比如新加坡在“新加坡精神”中就提出：“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可见，人与社会互相为本，是人类的共识，是社会风气的引领。我们既不要把“大公有私”说成右，也不要把“大公无私”说成“左”。“见利不亏其义”是《礼记》上说的；“见利思义”，是诸葛亮讲的；“公而忘私”是贾谊讲的；“大公无私”是汉代马融讲的；“公正无私”是荀子讲的，《淮南子》上也讲过。我们学习这些至理名言还来不及哩，哪有工夫给他们分左右！
在纪念“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牢记邓小平的教导，不遗余力地把社会风气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