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 ， 葫芦岛百万日侨俘大遣返

面朝锦州湾的辽宁葫芦岛港，有一座“葫芦岛筑港开工纪念”碑亭，那是张学良1930年所立。在碑亭后面不远处的山坡上，还横卧着一块纪念碑，碑中间一行大字是“日本侨俘遣返之地”。

这块纪念碑述说的是中日关系史上极为特殊的一页：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刚散去，仍有一百多万日侨俘滞留在我国东北地区。这一年5月7日18时30分，从这里启程的两艘登陆艇，满载着2489名日侨俘，前往日本佐世保港。在其后的3年里，从葫芦岛港遣返回国的日侨俘总数达1051047人，史称“葫芦岛大遣返”。

回首当年被遣返的往事，多年后重返故地的立石节子女士说：“自己能活着回来，真是不可思议，是我的幸运。当年在中国，如果没有中国人的帮助，说不定我已经死了，能活着回来真是我的幸运。”

“东北地区的百万日侨俘大遣返，说明中国政府和人民认真履行了《波茨坦公告》的条款。《波茨坦公告》第九条规定：‘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其返乡，得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70年前，中国政府和人民尽最大的可能帮助百万日侨俘回国，体现了受尽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的博大胸怀。”曾潜心研究这段历史的辽宁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原研究员张志坤说。

在人类的战争史上，善待战败国的侨民和俘虏，尤其是曾深受侵略者祸害的胜利者一方有此人道主义的善举，迄今为止并不多见，这同样不应被今人遗忘。

“国策移民”，战败后形同弃民

时光回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给全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落幕。

“当时，滞留在海外的日本人约有660万人，其中日本军人（含随军家属）和民间人士约各为一半。这其中，滞留在中国各地的日侨俘多达350万人,占日本滞留海外总人数的50%强，这350万人中还不包括被苏军押往西伯利亚的59.4万日军俘虏。” 辽宁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关亚新告诉记者。

1945年9月29日，重庆中美联合参谋会议提出备忘录，要求“尽快制定遣送日人计划”。10月25日，在上海举行的中美第一次遣送日侨俘会议，制订了《中国战区日本官兵与日侨遣送归国计划》，明确了遣送日侨俘“先关内后关外”的原则，以及由中国政府负责陆路向港口集中与输送、美军组织船只负责海上输送的实施办法。

1946年1月10日,军事三人会议小组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群和美国代表马歇尔共同商定，设立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三人小组，由中共代表叶剑英、美国代表罗伯逊和国民党代表郑介民，协调负责东北日侨俘遣返。

“为什么中国境内的日侨俘数量如此之多？”在葫芦岛市，记者采访了曾任葫芦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钱福云女士。

听她介绍，1905年9月，日本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后，从沙俄手中攫取了中国东北旅大地区的租借权和从长春到旅顺的铁路及其附属地。为了在亚洲大陆开辟侵略扩张的基地，日本统治集团提出了“满洲移民论”，并付诸实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以向中国东北移民作为“解决起因于‘土地饥饿’的日本农村问题的唯一出路”制定了《满蒙移殖民计划》。日本关东军还强调移民是“满洲建国的根本性课题”，必须使大量的日本移民“真正成为新国家的核心”，并制定了《屯田兵制移民案纲要》等文件，将原来的“普通移民”升级为“特别农业移民”，目的是“充实日满两国的国防，维持满洲国治安”。1933年，第一个日本武装移民团在桦川县永丰镇“弥荣村”建立了首个据点。1936年4月，日本制定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广田弘毅内阁正式宣布将把向中国东北移民作为日本的“七大国策”之一。截至到1944年9月,日本在东北的侨民人数达到了166.2万人。

在1945年苏军即将对日宣战前，这些日本移民的命运如何呢？张志坤告诉记者，1945年7月，苏军对日宣战在即，关东军却确定其防线为“新京（长春）至大连一线以东、新京至图们一线以南”,这就将绝大多数日本开拓团移民置于防线之外。就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8月14日，日本政府还向其驻外公使馆发出训示，强调各地日本侨民“现地定着”，实质上是“就地抛弃”。

张志坤说：“日本战败后，近百万日侨从东北各地逃亡到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大城市，陷入缺衣少食的困境。当时的日本人会向东京连发3份电报，哀告‘眼看冬季降临，约八十万难民拥挤在南满一带，无食物、无住处、无钱，陷入绝境’。但这些电报如泥牛入海，毫无回音。时任东北日侨救济总会会长的高碕达之助只得派员携密信回日反映危情，可日本政府依旧没有拨来一分钱。”

满目疮痍，国共协力遣返日侨俘

从“国策移民”到“现地定着”，揭示了这些移民在日本统治当局眼中不过是侵略工具和炮灰。

关亚新研究员说，大多数日本移民是日本的下层民众，他们也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战争后期，因为日本的兵员严重不足，移民中45岁以下的成年男子均被征入关东军，开拓团剩下的几乎全是老弱妇孺。当日军兵败如山倒，这些移民惟有向沿海地区逃亡。我们在查阅当年的资料中发现，不少幸存的日本侨民讲述了他们的亲人被死硬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集体枪杀、放火烧死或逼迫自杀的事件。她举例说，《满洲开拓史》记载，绥棱县长山乡瑞穗村是日本武装移民所在地，当时共有开拓团员820人，1945年9月17日，代理团长下令全体成员自杀，共有495人当场服毒。当时有的日本妇女不忍心杀害自己的孩子，带领孩子逃进了山林，最后有52名妇女和孩子得以幸存，有的孩子送给中国百姓收养。而村里监督他人自杀的开拓团干部却放火烧了村庄后，逃到山上躲了起来，之后逃回日本。

此时，中国政府在积极实施日侨俘的遣返工作。1946年初，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日侨俘管理处成立，处长由李修业少将担任。北平军调部三人小组的协商商定：除安东日侨75000人由东北民主联军负责组织，陆路经朝鲜、海路从鸭绿江口登船遣返，在大连日侨270000人由苏军负责遣送外，在东北的其余日侨均经葫芦岛遣返。1946年7月25日，中共代表李敏然（李立三）率东北民主联军代表团，乘坐美军专机飞抵沈阳，就遣返共产党控制区内的日侨俘与国民党当局磋商，就日侨俘的交接地点、应遣人数、所需经费等达成协议。李敏然代表中共签订的《遣送东北中共管制区日人之协定书》明文规定：“保证日人自所在地出发，至葫芦岛登船，沿途不受到强奸、掠夺、侵犯、抢劫、勒索、恐吓或其他任何不法举动，其生命财产不受到侵犯。凡日人行经之处当地指挥官应负保护之责，凡有违反上列条款者，需从严处罚之。”

张志坤说：“无论是民主联军还是国民党军队，都派出官兵护送日侨俘，每列运送日侨俘的专列都配备武装警卫。在整个遣返过程中，日侨俘专列没有发生过一起抢劫、强奸或枪击的事件。”

7月30日，李敏然乘美军专机回哈尔滨前，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财务组长王尔纯将装有6000万元流通劵的箱子交给中共代表团。8月20日,松花江以北解放区的日侨俘正式开始遣返。至10月，民主联军共遣返日侨俘28万余人。

8月20日之后，开始重点遣返国民党控制区的日侨俘。为了保障日侨俘的遣返，在满目疮痍的困难情况下，中国政府和人民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从财力、物力和人力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宽大为怀，“没有对日本人进行民族报复”

在葫芦岛市龙湾公园里,有一块“恩”字碑,碑身后还有6棵银杏树。立碑和种树的是当年从葫芦岛回国的佐佐木宗春老人。

钱福云为记者讲述了这位老人的故事：她24岁和中野义雄结婚，婚后没几天丈夫就应征入伍去了东北。为思念丈夫，她一人辗转来到哈尔滨，终于找到了他，但只住了两天丈夫部队又开拔了。两年后，她才得知丈夫已被苏军俘虏并在押往西伯利亚途中死去。绝望的她，在葫芦岛海边欲跳海自尽，意外地被当地的一名大嫂救下，大嫂还给她下了一碗面，打了两个鸡蛋。回国后,她重新有了家庭,并取得了茶道教授资格。2008年，这位日本老人第三次重回葫芦岛，捐资立碑种树。

解放后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教员的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处长李修业回忆说，当时，我们遣送的日侨一百多万，而遣送的日俘不过数百人，这是因为日军战败后，绝大多数日俘都已被苏军押往西伯利亚。但就是这些日俘中，仍有不少有血债。我们在锦州、沈阳、长春待遣站查出的经过受害人指认的有血债的日本军人、浪人有三十多人。他们原本都换上了便装，急于逃回日本，以免受惩办。这些有血债的日本人被查实后，一律转交军事法庭。

但对一般日侨俘，中国政府的遣返安排不可谓不周到。关亚新告诉记者，为了让日侨俘了解有关遣返的规定和日本国内的情况，日侨俘管理处还创办了日文版的《东北导报》，从1946年3月17日至1947年9月20日,共在沈阳、长春等地发行790期，发行量最高达3万多份。为战败国的侨民战俘办一份使用战败国母语的报纸，这在世界各国的报业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钱福云告诉记者，当时，葫芦岛和锦州的两大待遣营地，均有齐全的生活设施，临时的医院、幼儿园、学校和商店一应俱全，妇产科能同时为30位妇女接生。据不完全统计，有120余人在此安全生产，只有两名胎儿死亡。

但当时仍有不少中青年男侨民并不服输，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宽大为怀并不感恩。李修业说，有一次召集各地日侨联络处负责人开会，他讲话时日本人毕恭毕敬站着，几次让他们坐也不肯坐下，但散会后,他的日语秘书就听到有日本人说：“我们不久还要回来的，到时再叫你们瞧瞧吧！”有的日本人一登上遣返回国的船，马上从低头哈腰变得怒气冲天，船只一离岸就高喊：“我们一定要回来的，你们等着吧！”

最后一艘遣送船离港前，李修业上船视察，所有的日侨俘立即站起身向他弯腰敬礼，但他看出其中有的日本人并不服气。日侨联总处负责人野村再三请他讲话，他对船上的日侨俘说道：“你们回去以后，要细细地想一想比一比，你们是怎么对待中国人的，中国人是怎么对待你们的？希望你们以后只带友谊来，不要再带刺刀来。否则，侵略之念再萌，未来的世界史上恐难找日本的名词了！”他说完后，日侨联络处代表赠送了一面感谢中国政府的锦旗。

由日本人编写的《满洲国史》是这么回顾中日关系史这一页的：“战争后期，生活必需物资紧张，强制出劳工，强制缴农产品，中国人对满洲国，进而对日本人的反感情绪不断增长一事乃是事实。……但是，并没有因此发生由于战争结束，一举勃发共产革命，或者对日本人进行民族报复的事情。倒是各地的中国人、朋友们，同情日本人的悲惨处境，救济危难，庇护以安全，或者主动给予生活上的帮助的事例层出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