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饶集中营女生分队的日子

李锦老人，是现在唯一尚在世的茅家岭暴动幸存者，目前住北京，已93岁高龄了。

1937年“七七” 抗战爆发，14岁的李采芝（李锦）随着她的大哥李祖平（李光言）、二姐李幼兰（李又兰）等，参加了镇海县小港镇抗日救亡宣传队和救护队。 1938年3月，她在江西南昌参加了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曾在皖南前线做过民运工作，在战地服务团第3队随叶挺军长夜渡长江到皖北新四军第4、第5支队慰问演出和做群众工作。1941年1月皖南事变，她被俘囚于上饶集中营。在集中营时她和战友纪培陵（纪白薇）曾两次越狱（其中一次是著名的“茅家岭暴动”）都被国民党军抓回去……她那不幸的遭遇和对革命的忠贞，就像一部情节跌宕起伏、内容曲折感人的戏剧。以下是李老的叙述。

皖南事变时，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到安徽泾县3团驻地做民运宣传工作，动员老百姓参军抗日，对突发而来的事变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我所在的部队跑散了，我身边的一些同志牺牲了，邹兆华同志就在我的身旁，被流弹打中头部牺牲，这颗子弹同时打中另外一个同志的腿部。我在密集的子弹下幸运地生存下来，虽没有受伤，但被国民党军队抓起来，关进了上饶集中营。集中营的周围圈着铁丝网，隔绝了被囚者和外界的一切联系。

集中营里庆“七一”

转眼我们到上饶集中营这个人间地狱将近半年了，时间并没有磨灭我们的革命理想和热情。每逢佳节倍思亲，临近“七一”中国共产党诞辰20周年纪念日，我们非常眷恋新四军的团结、友爱、紧张、活泼的生活，想念着我的好战友以及和我一起参军的姐姐、哥哥。我尤其想念王于畊、林琳、张茜等同志，从南昌到皖南，我们真比亲姊妹还亲。我们几乎每天同声高唱抗日歌曲，在南昌到兰溪的列车上，我们做着“碰球” 游戏，那欢声笑语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们几个党员，不约而同地谈起“七一”快到了，要好好纪念一下。现在我们落在敌人的魔掌中，既不能挂党旗、贴标语、喊口号，也不能发表演讲、出刊墙报，我们只能采取隐蔽曲折的方式，来纪念党的生日。

“党旗是红的，我们的心也是红的，就在吃饭时让大家吃点红辣椒、红腐乳，大家看到了红色，一定会想起党的生日。”记不得谁想了这么一个好主意。红辣椒、红腐乳很便宜，有几个铜板就可以买一碗。我们凑钱买了一些红辣椒和红色豆腐乳。我们平时吃的是空心菜汤、豆芽汤，“七一”晚上，大家看到增加了红辣椒和红腐乳，十分惊奇。有同志问：“这是怎么会有的？谁买的？”

“今天是什么日子？你想想！”纪白薇对正在疑惑不解的一个同志说。

“啊！我知道了！”那位同志一边动筷子夹起一个红辣椒，一边禁不住滚下了热泪。

大家商量，“七一”晚点名前，我们要开好一个晚会。要开得热烈、高兴，谁也不要忧忧郁郁、悲悲惨惨的。

“七一”晚上晚饭后，大家照例坐在院子里的大树下，30多人围了一个圆圈。有人把旧军装里的破棉絮捻成棉线，徐徐地转动着木棍制成的纺锤，有的在用棉线打袜子。

我们先唱《新四军军歌》，又一个接一个地唱着抗日歌曲：《八路军军歌》《在太行山上》……把在部队时唱过的歌唱个遍，唱得大家心中无比痛快。唱歌后就像在部队里一样，做“碰球”游戏。大家故意把代替绣球的手绢甩到音乐家任光的爱人徐韧同志那里。徐韧的音乐修养很好，声音甜润。她是广东人，在上海长大，不但会说广东话、上海话、四川话等好多方言，德语水平也非常高。当手绢落到她的身上，她先用各种方言说几句使大家发笑的话，最后，她用德语悲壮地唱起《国际歌》。这调子同志们都熟悉，但愚蠢的特务却茫然无知，他们更不知道我们竟会在屠刀下，巧妙地纪念了中国共产党的生日。

父亲冒险探视

在集中营，人身没有自由，通信也要经过敌人的检查。入狱后我一直设法与父亲通信，以后通过他人转信才联系上。但我万万没有想到，他老人家竟会冒险到集中营来看我。
1941年夏末秋初的一天，我光着脚丫排着队去祠堂里听课。路上，我看到几十米外，一个老头儿向队部走去。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竟然是我的父亲！他光着头，穿着宽大的中式灰黑色短衣。我的心忐忐忑忑地跳个不停。父亲怎么会到这个鬼地方来呢？

在祠堂里的我更是心神不宁，过了一会儿，队部的传令兵来叫我：“李瑞芝（我在监狱里的化名），队长有事找你，回队里去！”

我跟着传令兵走进了队长曾恭生的办公室里，这是一间不大的堂屋，有桌子和凳子，我看见父亲坐在那里。我故作镇静地说：“报告队长，有什么事？”

曾恭生说：“你家里有人来看你！”

当时，我十分担心，脑子里一直在想：“要是曾恭生问我这个老头儿是谁，我该怎么回答呢？要是我说的和父亲说的不一样怎么办呢？”我忍不住问我父亲：“您老人家贵姓？”

父亲转过脸来对我说：“唉！我这么远来看你，怎么连二伯父也不认识了？你的记忆可太坏了！”我急得脸上发热，说：“我不记得您了！”

我这一问就像黄蜂蜇在曾恭生头上似的，他的脸色立即变了，满脸通红，青筋突起，用手在桌子上猛地一拍：“你们搞的什么鬼？你到底是她什么人？”

我的心突然抽紧了。可是老父亲却依然很镇静，他带着笑脸说：“长官，长官！你别生气。我看到她时，她只有这么高。”父亲用手放到比桌子高一点的地方，比划着，接着又说：“现在她长得像个大姑娘了，难怪她不认识我了。”曾恭生听父亲说得合情合理，也就相信了。

父亲讲的是宁波话，我听得懂，曾恭生可听不懂。父亲告诉我哥哥在哪里，姐姐在哪里，还告诉我淳安县有什么人等等。他还特别提醒我：上饶的中国农民银行有个何主任，可到他那里去拿钱。父亲说了这么些人名和地址我都搞不清，但我知道他在暗示我：设法跑出去，再到这些地方去找他们。

“就这样吧，再见了！”父亲对我说。然后他又向着曾恭生表示谢意，辞别而去。我望着他那高大的背影，渐渐消失在初秋田野间的小路上。想着慈祥的老父亲，冒着生命危险来集中营看望女儿，越想越伤心，当我回到自己的床上，禁不住扑在被子上失声痛哭，许久都没敢对任何人说起父亲来看我的事。

第一次逃跑

过了一个冬天，春风吹绿了集中营周围的山野和田地，四月的杜鹃花含苞待放，我们依然像失去自由的鸟关在集中营这个大笼子里，但我们多么渴望飞出牢笼。

有一天，我终于把父亲来看我的事告诉了好朋友纪白薇：“小纪，我们这样待下去不是办法。去年我父亲来看我，告诉我可以到上饶去找农民银行的何主任要钱，我们一起逃跑吧。”1938年我在军部服务团和纪白薇相识后就成为好友。要抗日，要把侵略者赶出中国，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年轻、充满朝气、不怕困难、不怕死是我们共同的特点。她原是新四军政治部机关的政治指导员，稳重老练。我认为她比我成熟，要想跑出去必须和她商量。

“我已经看到了女特务副队长有军官服在枕头下，想出去就得准备好衣服。像我们这样，穿了破旧的军衣跑出去，很快就会被抓回来的。”纪白薇和我想着怎样才能跑出去。
这时，集中营由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训练总队军官大队改编为“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特务军官有的留、有的走，他们似乎各有各的心事，常常打麻将赌钱。女生分队从来没有人逃跑过，管理就有些放松。我和纪白薇都认为这是逃跑的好机会。我想只要弄到女军官的服装，和纪白薇一道化装成两个女军官就可以跑出去了。我们开始观察周围的地形，发现女生分队宿舍后面的女厕所是用草帘子作为遮挡物的，人可以从草帘子钻出去。我们决心利用上厕所的机会逃跑。

于是当女分队长程瑛不在的时候，我趁着没有人注意把军官服偷了出来。我们在厕所换上女军官的服装，从草帘子钻了出去，跳了下去，有一丈多深，幸好下面是一块旱地，土壤比较松软。我们急忙朝上饶方向走去，前面遇到了一条河流，既没有桥梁，也没有船只。我们问到一个老乡，他说去上饶得绕行。这样，我们到达上饶时天色渐晚。

在上饶，我们找到了中国农民银行的何主任，我赶紧告诉他，是我父亲李善祥要我来找他的。他看到我们这个模样，十分震惊，忙问我们要他帮助什么，我们说需要借钱，他主动说可以借300元。

我们把300元钱放进口袋转身就走，连个“谢谢”都忘了说。我们到路边一个厕所，把钱藏在内裤里。刚刚从厕所出来，就碰上来抓我们的国民党的特务队长，他从腿上解下绑腿把我们绑了起来，把我们先关在农民的谷仓里，后作为顽固分子又转关在茅家岭监狱。

茅家岭暴动

茅家岭监狱是一座庙宇改建的，想从这逃跑，可不容易，但我们并不为失败、困难和威胁所吓倒，仍一心要逃出去。这里关了几十个坚强不屈的新四军战士，他们组织了党小组，悄悄地策划暴动，和我一起参军的战友李维贤暗地把这一信息告诉我，我毫不犹豫地表态，要和战友一起战斗！我们还把侥幸藏匿的钱分给大家，这救命钱帮助很多人逃了出去。

我和纪白薇是“5月25日茅家岭暴动”中仅有的两名女战士，跟着男战友冲出牢房后，一路相互搀扶，奋力奔跑，谁也不肯丢掉对方，跑过稻田时，我的鞋子陷在泥里，为了跟上队伍，我就光着脚跑，纪白薇拿出她上了底的袜子给我穿上，终于摆脱了敌人的追捕。但男同志身强力壮跑得快，我们和他们失散了，在山里转了11天后不幸被当地国民党乡丁抓住，关到上饶县看守所。这时日军已经打到上饶附近，上饶集中营匆忙向福建撤退，他们还没忘记向上饶县政府发出密令：就地处决李瑞芝等六人。幸运的是上饶县的周姓县长权衡利弊，没有立即执行。我把这一情况赶快写信告诉父亲李善祥，父亲知道后很着急，立即开始营救活动。几经周折，才通过自己学生的弟弟艾中全（专做国民党上层人物工作的地下党员）联系国民党政府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高级参议、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江南行署政务处处长的王艮仲出面保释。我告诉父亲，请他保释的是两个人。纪白薇因在皮岭地区被俘时，就化名为纪皮陵，集中营的特务队长将“纪”误写成“季”，之后几经转抄又将“季”写成了“李”，多次转移“纪皮陵”成了“李培陵”，姓名写错刚好给我们以堂姐妹相称提供了条件，父亲也就名正言顺地将女儿和“侄女”同时保释出来。

我们死里逃生出狱后，又立即重返抗日前线。我回到新四军四明山的三五支队, 组织上把我安排在鲁迅学院学习，后分配在浙东报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