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军歌》结尾，以高昂激越的音符重复唱出：“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新四军为什么要东进？东进对新四军的发展有着什么样的特殊意义？
新四军东进的第一步，是进抵国民党划定的防区
当新四军军部于1937年12月25日在武汉成立时，上海、杭州、南京等东部地区均已沦陷。于是新四军军部于1938年1月6日东移江西南昌；4月5日东移皖南岩寺。新四军江南部队在岩寺集结后，于1938年4月28日派粟裕率先遣支队，东进苏南敌后，实施战略侦察。5月4日毛泽东致电项英，要新四军东进，“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这里既要求新四军东进，又提出了东进的战略任务。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陈毅、傅秋涛率新四军第一支队从皖南岩寺出发，于6月东进至苏南敌后，开辟茅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罗忠毅、王集成率第二支队，从皖南岩寺出发，于7月东进苏皖边敌后地区；高敬亭率第四支队，从湖北黄安七里坪和河南信阳邢集出发，于3月底东进到皖西霍山县流波疃，进而于4月东进皖中敌后地区；彭雪枫率1个大队373人，由河南确山竹沟镇出发，于1938年10月东进豫东西华县杜岗与萧望东、吴芝圃会合，组成新四军游击支队，继续东进，开辟豫皖苏敌后战场。
新四军为什么要东进？因为敌人在东边，新四军要抗日，就要东进；新四军是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武器装备简陋，不适宜与敌作阵地的正面较量，而擅长在敌后以游击战与敌周旋，东进才能进入敌后。毛泽东在“五四指示”中指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新四军西边是国民党控制区，东边是日伪军占领的沦陷区，东进作战可以避免与国民党军摩擦。正如周恩来在皖南说的：“那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那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摩擦，利于抗战。”东部地区战略地位重要，周恩来指出：“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东部被敌人占领了，而且更主要的是，这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地区，是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经济发达、文化程度高的财富地区。”“新四军就处在敌人占领的中国东部。新四军今天所处的客观环境恰恰使得新四军的地位更加提高，落在新四军肩上的任务也就更加重要。”
新四军东进的第二步，突破国民党当局“画地为牢”的限制
国民党当局划定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活动地区，为长江以南、芜湖以东，高淳、溧水、金坛之线以北，丹阳、镇江以西，东西不过百余公里，南北仅约五六十公里的地区；第三支队活动地区，为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铜陵，南至青阳，北临长江，东西不到百公里，南北不到50公里的地区；第四支队活动地区，为皖中舒城、庐江、巢县、无为地区，并规定不得越界行动。这无异于“画地为牢”。其用心是借日军之手，在这狭窄地区消耗或消灭新四军。
毛泽东在1938年“五四指示”中，要求新四军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在1940年的“五四指示”中说得更明确：“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1939年春，周恩来从重庆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他说：“在新阶段中，我们抗战的中心放在敌后，在敌人占领地区开展游击战。”他与新四军领导人共同商定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就是要冲破国民党当局划定的活动范围，向一切能消灭敌人的地区挺进。
遵照毛泽东、周恩来指示精神，1939年4月，陈毅派新四军挺进纵队司令员管文蔚部东进扬中，控制了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江上跳板和桥头堡地区；5月派新四军第六团团长叶飞，率部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二路的名义，东进苏南东路（无锡、江阴公路以东、宁沪铁路以北）地区，开辟了苏（州）、常（熟）、太（仓）、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的抗日游击根据地；7月叶挺、张云逸等指挥新四军江北部队东进津浦路两侧地区，开辟了淮南津浦路东、路西抗日根据地。1940年1月12日，刘少奇致电豫鄂挺进纵队，“除以一部兵力坚持鄂中外，主力应即东进，发动群众，创建鄂东抗日根据地”。李先念等遵命率部东越平汉路，发起大、小悟山战役，开辟了鄂东抗日根据地。1940年6月底，新四军挺进纵队在郭村奏响了“东进序曲”。7月14日，陈毅电告新四军军部：“决定整顿一礼拜即向东挺进，在泰兴、靖江、南通、各（如）皋地区建立根据地，以黄桥为中心。这一沦陷地区，无国党主力，仅仅有地方土匪游击部队及伪军，我们有地方党基础，与成为有理有利之发展。”7月底进抵黄桥，开辟根据地。
新四军突破国民党的限制，进一步向东发展，这是新四军实行战略展开的需要，是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需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需要。首先是新四军活动地区迅速扩大。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活动地区，由苏南茅山地区扩大到东路地区、苏北的黄桥地区；新四军江北部队由皖中地区，扩大到皖东地区；新四军游击支队由豫东地区，扩大到皖东北和淮上地区；豫鄂挺进纵队由鄂中地区，扩大到鄂东地区。其次是部队有很大发展。除留在皖南的3个团，因受国民党的限制，难以发展外，进入敌后的部队都有了较大的发展。苏南“江抗”东进时只千余人，几个月后发展到6000余人；第四支队扩编为两个支队，由开始时的3000余人，发展到1.8万人；彭雪枫部由3连人，1939年底发展到15个团1.78万人。由于抗日根据地的扩大，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新四军有了自己的“家”，部队给养问题也有了改善。
新四军东进的第三步，建立联成一片的根据地和统一的民主政府
1939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等：“整个江北的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的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上去，不到海边决不应停止。一切有敌人而无国民党军队的区域，均应坚决的尽量的但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去发展。”这里提出了新四军江北部队的发展目标。1939年12月初，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进入华中敌后，来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他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分析了华中敌后的形势，认为江苏北部地区“是有最大发展希望的地区”，“这是我们突击方向，应集中最大力量向这方面发展”。为此，他写信给皖东北的张爱萍、黄春圃、刘瑞龙：“目前苏皖地区党与八路军、新四军总的任务是：争取整个苏皖地区（淮河、宝应、盐城以北，陇海路以南之苏皖地区），成为我党与进步势力管理之下的巩固的抗日反汉奸根据地，并在这个根据地上建立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及统一的抗日军队，统一的民众团体，坚持抗战。”中共中央完全赞同刘少奇的决心和布置，指出：“在这种坚决方针之下，发动新四军全部官兵的积极性，发动凤阳、定远、合肥、无为、含山、全椒、和县、滁县、嘉山、来安、盱眙、天长、江都、六合、江浦等15县数百万民众的积极性，肃清反共势力，建立民主政权，争取中间势力，争取一切进步的及中间的国民党，并极力讲究作战方法，就能各个击破反共势力的进攻，并在这种艰苦斗争中巩固这个战略上极端重要的抗日根据地。”
1940年春，国民党把反共摩擦的重心由华北转向华中，企图进攻淮北的彭雪枫部和皖东的张云逸部，以隔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因此，中共中央军委于3月21日要求“我八路军有坚决援助新四军，打破李品仙的反动进攻，创立皖东、淮北、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巩固新四军与八路军联系之紧急任务”。3月29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项英等，提出“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
1940年3月，皖东半塔保卫战胜利后，刘少奇设计了一个解决苏北问题的方案：八路军黄克诚部南下，江南陈毅、粟裕部渡江北上，皖东新四军向东展开，要叶飞率部在苏北大发展，引顽来攻，孤军坚守，待援歼顽，一举解决苏北问题。
5月5日，毛泽东、王稼祥就黄克诚率部南下华中事，电告刘少奇：“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但黄克诚部南下与彭雪枫部合编后，曾主张向西发展，刘少奇反复向彭雪枫、黄克诚说明：“目前我之主要发展方向是向东、向苏北。”因“我华中部队迫切需要取得苏北，建立巩固的总根据地后方，以便开办学校，开办工厂，安插伤兵，建立财政等，这对我长期坚持华中抗战和发展有决定的意义”。并说明东边打开局面，“这是我军在华中最后站稳脚跟的主要一环”。黄克诚了解中共中央的意图后，便率部东进苏北。黄桥战役胜利后，黄克诚部与陈毅、粟裕部会合，新四军在苏北抗日的局面基本奠定。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处在日军频繁“扫荡”和残酷“清乡”以及国民党顽固派夹击的严峻形势下，新四军各部只能建立相对稳定、相对独立的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府。直到抗战后期，新四军实施大反攻时，才使长江以北的苏皖抗日根据地联成一片，于1945年10月19日，在苏北淮阴成立了苏皖边区政府，统一了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地区的行政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