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东进江南敌后建伟功

1938年，我党领导的新四军东进江南敌后抗战，迄今70年了。当年有许多重要历史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其中最值得纪念的是：毛泽东主席的“五·四”指示和关于战争战略问题的英明论断；新四军东进建立茅山根据地，韦岗伏击战等重要战斗。

1938年5月4日，毛主席向项英发出了《关于新四军应进行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我们通常称为第一个五·四指示，与1940年5月4日的指示相对应)，明确指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并具体指示：“在侦探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兵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1938年5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长江局、东南局及项英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一再明确要“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以建立新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的影响”，并一再强调，要“在大胆的向外发展与积极的抗战行动中，来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争取更多同情者在自己的周围，同时扩大与巩固自己的力量。也只有这样，才能有力的打击造谣中伤与打破防范限制”。同年5月，毛主席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把游击战提到了战略的高度。其中指出：“依据湖河港汊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客观上说来是较之平原地带为大，仅次于山岳地带”，“江北的洪泽湖地带、江南的太湖地带和沿江沿海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汊地带，都应该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作为发展全国游击战争的一个方面。缺少了这一方面，无异供给敌人以水上交通的便利，是抗日战争战略计划的一个缺陷，应该及时地补足之”。

新四军先遣支队200多人，由粟裕同志指挥，4月28日从皖南歙县岩寺出发，5月19日进入南京、镇江、常州沦陷区武装侦察，为一、二支队进入苏南作准备。6月17日，先遣支队在镇江西南10多公里的卫岗伏击日军车队，击毙敌少佐土井、大尉梅泽武四郎等官兵10多名、击伤近10名，史称江南处女战。1938年6月1日，新四军一支队从皖南的南陵出发，展开于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地区。紧接着一、二支队一起，开展了以句容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茅山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为后来苏南、苏北发展抗战局面打下了良好基础。

一、二支队进入苏南不久，经历了新丰车站、新塘、宁芜铁路、句容、禄口战斗和延陵反“扫荡”等一系列胜利，大大鼓舞了民心，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1938年9月，丹阳抗日自卫团改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司令管文蔚。苏南西路地区地方武装陆续上升为主力。

1938年12月，三支队第六团调归一支队建制，团长叶飞。六团东调，为新四军江抗东进准备了条件。

1938年10月，江阴游击队在抗击国民党“忠救军”反共摩擦战斗中转移到茅山根据地。陈毅司令授予该部番号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司令梅光迪，副司令何克希。江抗三路在参与延陵反扫荡战斗后，于是年冬奉命转移到武进、无锡交界的戴溪桥、陆区一带，准备迎接新四军第六团会合东进。

陈毅在准备东进苏南东路的同时，又派一支队政治部主任刘炎等到挺进纵队，加强领导。1938年9月，挺纵第二支队渡江进入江都县的嘶马、大桥地带，以便接应挺纵和新四军主力解放扬中，建立向北发展的桥头堡。

1938年新四军茅山根据地的建立和继续向东、向北发展，为1940年黄桥战役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0年5月4日，毛主席指示大胆放手发展大江南北敌后游击战争。遵照两次“五·四”指示精神，大江南北新四军英勇奋战，发展到黄海东海沿岸和浙东杭州湾地区。真是“军民游击满南华”。

70年前党中央、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和历史经验，值得我们好好纪念温习。建议江南各地能建立当地的抗日斗争历史陈列馆或陈列室，在适当地方竖起纪念标志，进一步把革命传统教育和红色旅游的开发工作做得更有成效。70年过去了，更使人感到抓紧做好这项纪念、开发工作的迫切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