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与新四军

刘晓，1908年生，湖南省辰溪县人，1926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在奉贤任县委书记时，组织与领导庄行农村暴动，后在中共江南省委(后改江苏省委)任秘书长、省委书记。1937年6月，刘晓再度到上海，着力进行上海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8月13日，日军在上海发动了侵略战争。上海人民群情激奋，同仇敌忾，纷纷走上街头抗议日军侵略暴行。刘晓组织与领导的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通过救国会和其它爱国组织投入抗战。中共江苏省委在1937年11月恢复、重建，这与同年10月成立的新四军几乎是同一时间，两条战线自始至终精诚团结，互相配合，共同战斗。
　　今年是刘晓同志诞辰100周年，我们深深地怀念他。
　　抗战期间，我在上海地下党工作。我对刘晓在上海领导地下工作期间宣传新四军，支持新四军，依靠新四军的一些往事，作简要的记述。
　　1938年初，刘晓和省委宣传部长张登（即沙文汉）专程去皖南新四军军部，听取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的意见和要求。项英同志代表军部提出要求上海地下党为新四军输送干部、在经济上支援新四军、宣传新四军和掩护新四军的后勤部门在上海采购军需品的具体事项。刘晓和张登返回上海后立即作了动员和部署，把宣传新四军，支援新四军作为党的政治任务，谱写了上海地下党与新四军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共同战斗的光辉历史篇章。

大力宣传新四军
　　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控制的宣传舆论工具，竭力封锁新四军开赴敌后投入抗日战争第一线和在装备给养极端困难条件下英勇奋斗克敌制胜的消息。所以上海人民很少知道新四军的成立和在前线浴血奋战，以及取得一系列胜利的消息。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刘晓利用日本与租界之间的矛盾，利用租界合法条件，运用省委领导的宣传舆论阵地和爱国进步报刊大量报道新四军英勇杀敌的消息。印象很深的是，我们办的报纸，由外国人做发行人去租界当局登记，以取得合法地位，如《译报》、《导报》、《每日译报》、《文汇报》、《申报》等。刊物方面，如《上海周报》也是以洋商名义出版的。这些报刊报道了新四军在抗战前线的战绩。省委特别注重介绍新四军官兵一致，吃苦耐劳，纪律严明，对人民秋毫无犯的军风军纪。1938年7月，仅江苏省委文委领导的《每日译报》就以“新四军到达江南，游击队声势浩大”，“新四军先遣队击镇江车站”，“新四军密布两路，以民众慰劳品分赠难民”等醒目的标题，连续报道了新四军在江南的战绩。《申报》刊登外国记者所写《项英率领之红军参加抗日之经过》一文。此外，一些进步报刊除介绍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将军外，还撰文介绍新四军将领陈毅、粟裕、彭雪枫等，使上海人民知道新四军是一支英勇抗日的队伍。
　　为了密切上海人民与新四军的关系，1938年底，刘晓决定以上海各界民众慰劳抗敌将士的形式，组织慰问团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进行慰问，还实地考察了战地情况。慰问团回到上海以后，省委组织大家在报刊发表介绍新四军的文章，还以报告会、座谈会的形式全面深入地介绍新四军，使广大群众从了解新四军、热爱新四军，到支持新四军，有力地推动了上海各界捐钱捐物、参加新四军等活动。

大力支持新四军
　　刘晓和他主持的江苏省委，从抗战开始就非常重视在郊县开辟抗日根据地和建立抗日武装。在请示了中央后，他派遣干部，组织力量在郊县和苏南地区开展武装斗争。他在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的配合下，相继在“苏、常、太”、“澄、锡、虞”、昆山、嘉定、青浦、浦东等地成立了抗日游击队。这些部队转战江南，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对上海人民影响很大。1940年夏，沙文汉到常熟与新四军高级指挥员叶飞办了交接。从此，这些游击队成为新四军的一部分。此外，刘晓所组织领导的浦东抗日武装，西渡到杭州组建成三五支队，后改称浙东游击纵队。
　　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闸北、虹口、杨浦成为战区，大量难民涌入租界。为帮助难民，省委通过赵朴初等党外人士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动员社会名流和慈善界办了50多个难民所，最多时收容了几十万人。刘晓还在难民中建立了地下党支部，动员许多难民参加了新四军。1938年初，他利用“慈联会”出面，以“移民垦荒”为理由，组织输送难民参加新四军。第一批就输送了700余人；第二批100余人。这些同志乘坐英商的大轮船，经温州到皖南参加新四军。他们到了军部经过学习后，分配到军部各部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作出了贡献。
　　根据项英同志的指示，当时新四军从军部到各师以及一些抗日民主根据地政府，都派人到上海与地下党的同志联系，有的还建立地下物资供应点。对此，刘晓要求地下党尽力配合，注意安全。我当时是五金业店员，为了支援前线，我们的同志还和新四军派到上海一位姓李的同志，在大名路开了一家叫源康五金商店，为新四军采购、运输军用物资。
　　刘晓还在上层人士中开展统战工作，通过他们将一千具从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捐献给前方抗日将士；通过“职教社”的姚惠良，争取到退伍军人纪振纲捐献的一批枪支弹药，送给了新四军，其中有步枪五六百支，机枪二十挺，还有迫击炮等；通过煤业界，争取刘鸿生等老板，捐给新四军二十多辆大卡车，和许多钱和物资。城工部的刘燕如、曹达两位同志根据刘晓、刘长胜的指示，分别为新四军军部供应部和我淮南行政公署大量采购制造迫击炮用的无缝钢管，以及柴油发动机、印刷机、铸字炉的铜模等。我记得印钞票的机器和生产飞马牌香烟的机器也是他们送到根据地的。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中共华中局城工部领导的指示，凡交通员从上海执行任务回根据地都要带奎宁粉回来，我们把药粉伪装后放在牙粉瓶里带回来。不但我们自己带，还叫护送进解放区的同志也带，每人一瓶，数量虽少，但积少成多，我们交给卫生部，为患疟疾的伤病员解了燃眉之急。

依靠新四军
　　刘晓同志和上海地下党的领导常常对我们说，新四军是我们自己的军队，也是我们的依靠。以前为了逃避敌人的追捕，我地下党员只能流亡国外或易地隐蔽，但并不安全。有了新四军就完全不一样了，为敌特注意或有被捕危险的同志，就可以迅速转移撤退到解放区。尤其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孤岛”被日军占领，上海形势更加恶化，根据中央指示，江苏省委迁至华中局所在地的淮南抗日根据地，后改为华中局的城市工作部，指导上海地下党的工作。1942年江苏省委还同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创办了江淮大学，为革命培养了大批人才。
　　新四军和上海地下党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同心协力，密切配合，团结奋斗，为中国革命历史谱写了光辉篇章。刘晓同志为此所作的努力与贡献是功不可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