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侈与腐败，往往在贪官身上交织在一起。大家都能忆起当年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被揭腐败的一个细节：1998年，他邀请一批香港记者到沈阳采访。当众记者津津乐道于慕绥新的演讲时，有位香港记者却紧紧盯住了他的一身“行头”：衬衣、领带、西服、皮带、鞋……全身上下竟然皆是名牌。粗略一算，少说也得几万港元。那位香港记者把慕市长的一身“行头”在报纸上一披露，其潜台词不言而喻——这位沈阳市市长是个大贪官。后来的结果验证了这一预测。
贪官们在私欲和虚荣心理的驱使下追求的奢侈生活，远超过其家庭经济承受能力，也就是说，其奢侈生活是建立在将开支转嫁到公家和私人老板之上的。
这样的例子很多：湖南省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原主任李树彪，其前妻住在李树彪在广州给她买的豪华别墅里，一天的生活，除了接送小孩上学，就是逛街买东西、做美容、打麻将、上网聊天。李树彪除了给她买了两栋别墅、一辆豪华车外，每月还给她2万元的零花钱。四川南充市高坪区原区委书记杨毓培的妻子，只是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买衣服、护肤品的品位却很高，上万元的貂皮大衣、数千元的进口品牌护肤品……她只要看中了，就毫不手软。杨毓培特意给妻子列出了平时来往密切的关系单位的清单，她心领神会，每次在成都消费以后就拿着发票到这些“兄弟单位”报销。仅此两例就让人感到他们的奢侈生活其实是与腐败连在一起的。试想，一个干部每个月就那点工资和奖金，怎有能力承受那么高的消费？不去受贿，怎么成?你收受了别人的钱财，怎能不帮人家的忙呢?否则，人家怎肯做赔本的生意呢?
为官者追求奢侈生活，到头来必然滋生腐败。而一旦成为一种争相仿效的潮流，后果不堪设想。想起东汉初年，社会矛盾重重，为了稳定新政权，光武帝采取了减轻赋税、整顿吏治、提倡节俭等一系列措施，使社会出现了生产发展、官吏清廉、社会安定的局面。然而好景不长，及至外戚、宦官当政后，上流社会的奢侈风和官场上的腐败风相互交织，愈演愈烈，最终在农民起义的风暴中，东汉政权分崩离析。东汉由盛而衰的变化过程不能不引人深思。
党的十七大强调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为此，必须坚决惩治腐败，并反对奢侈之风。为领导干部者必须远奢侈、拒腐蚀，严守清廉，自觉做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