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球”之恋

1961年的春天，国家决定在北京举办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世界性的体育比赛——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贺龙元帅作为国家体委的首任主任，对首次举办这样的世界级锦标赛，指挥若定。首先要建一个像样的国际标准的专门比赛场馆——北京工人体育馆，那里能容三千多人，当时是北京也是全国最大的室内球馆。我还记得当时《北京日报》宣传它是用先进无梁柱的拉索、悬梁工艺建筑，这样可以使观众在任何座位上都可无任何遮拦地看到比赛。北京市委的主要领导人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都给予高度重视和紧密配合，亲临工地视察指导。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亲自报请周总理审批并深入第一线解决各种问题，以保证工程质量和进度。
　　当时，我国以容国团、庄则栋、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王传跃等为核心的乒乓球运动员，还有国家队的王家声、胡道本、苏国熙、周兰荪、王志良、郭仲恭、廖文挺、谭卓林等等优秀选手，个个都是身手非凡的骁将。当时他们的名字经中央媒体宣传，真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呢！以后到“文革”前三届世界比赛，这些选手都是外国选手怕碰到的“红色拦路虎”（那时国家队统一服装，上身均为红色运动服）。专家分析指出，这群灿烂的群星可以毫不夸张地组成“三个国家队”，而且每个队都能夺取团体冠军，单打亦可派出前三名，个个也都具备夺冠实力。到28届，国家队乒乓球女队表现不凡，容国团教练出奇兵，派出一对横板选手林慧卿、郑敏之削中带攻、以柔克刚，打败世界著名女选手，使中国队首次获得女团冠军。那时，是中国向世界开始展示自己真正力量和才干的时刻，也是奠定乒乓球从此成为中国“国球”地位的开始。
　　今天不谈第26届世锦赛在工人体育馆争夺男团、男单、男双、女单等冠军那种激烈如潮涌、似海啸般的惊心动魄场面，我只想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一名乒乓球爱好者，谈谈为什么中国“国球”乒乓球从上世纪60年代起半个多世纪不衰，一直保持着世界领先水平呢？《乒乓世界》和一些媒体已发表了我所写的《共和国领袖们的国球之恋》，讲述了世界上还没见过像中国三代党和国家领袖们都如此迷恋乒乓球的。26届以后，不仅毛、刘、周、朱、陈、林、邓七位领袖级人物，连几位“老”——如董老（必武）、谢老（觉哉）、郭老（沫若)等国家最年长的领导人和我军10大元帅、10大将及大多数上将，这些军队最高级将帅们，他们基本上各家各户或在办公室都摆着乒乓球台，他们本人和孩子们、工作人员都要打乒乓球，就是各位共和国首任部长家中，也摆有各种木材制成的，不太规范的乒乓球台。一时“洛阳纸贵”，好的乒乓球拍、球台等器材在北京市场脱销了。在育才小学读书的我，50年代末参观了在北京举办的日本展览会，那里第一次展售极为罕见的日本“蝴蝶牌”（Butter  Fly）球拍，这些都成了大人孩子们抢手货，直到参加过26届赛后的“红双喜”乒乓器材成批出品，才得到缓解。
　　周恩来伯伯一直坚持打乒乓球，直到“文革”中生病前，乒乓球是他锻炼身心的主要运动，不过偶尔他也在走廊和院子里踢一会儿足球。我还保留了一张从《人民画报》1977年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元月刊上剪下来的一张他打乒乓球的照片。26届女子单打世界冠军邱钟惠曾对我说,周总理生前，她曾见过23次，有3次是去总理家做客。周总理对乒乓球非常关心，当时的乒乓球运动员无论男女，他都很熟悉，还经常去观看国家队内部比赛。
　　我父亲万里当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和第一副市长。1961年打完26届决赛后的“红双喜”球台，有一张被分配到万家小四合院里。我们家五个兄弟姐妹欣喜若狂，因为我们都喜爱乒乓球运动，正发愁自己家没有球台呢！我的同伴都记得在育才小学，我在课间操和同学争夺球台，发生口角和拳打脚踢，“顺手”用坚硬的上海顺风牌球拍击破了同学的前额，而受到“记过”处分。当时我还有一块底板上面贴着日本友人西园寺公一所赠胶皮，曾被国手余长春从我手中抢去打了第28届比赛，这也是我“割爱”，用实际行动支持了国家队呢！这种热潮从小学、中学、大学普遍涌起，各种业余体校也“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实际上，三届男单世界冠军庄则栋就是北京业余体校培养出来的，他十七岁时就在欧洲勇夺了国际比赛的冠军呢！在课间10分钟，我们用黑板擦为球拍，老师的讲台上面放上鸡毛掸当网，就兴趣盎然地打起来。学生们甚至于在水泥地上划一白线也权做球台打起来，不少人还对着墙来回练着打。乒乓球打破了，没钱买，就用胶布粘上继续打；踩扁了，用沸水一烫又圆了，接着打。农村公社大队的办公桌，不少是做成乒乓台两用的。学校的很多球台则因陋就简，用些废砖、土堆什么的再略施水泥面，支上固定网架，就在露天打起来。想想如此的“人民战争”层层选拔到国家队的人才，如此自发的全民健身，何愁中国乒乓球国手在世界乒坛上不能横扫天下英雄呢！
　　从下到上，可以说“遍地开花，到处银球飞舞”。我上小学、初中到高中，乒乓球拍没有离开过我的书包，两三天不打就觉得手痒。先农坛业余体校我去练过，我的启蒙教练就是当时大名鼎鼎的全国冠军王传跃的爱妻、北京乒乓球名手李燕玲及杨铁林等。各种技术我都学过，国手郭仲恭、廖文挺、徐寅生及后来的世界冠军李振恃等我都请教过，都是我的亲授师傅呢！在育才小学，我被国家体委批准为“三级裁判”和“三级运动员”。26届不久，已在外贸学院预科读书的我获得全校冠军。乘东风又上一层楼，一年之内，我击败过三名“二级运动员”，我甚至击败过一名“一级运动员”，因而获得国家体委颁发的“二级运动员”的证书，并戴上了金光闪闪的证章（这些四十多年前的证章、证书已被国家体育博物馆收藏），曾引来多少小伙伴羡慕的眼光。贺帅的儿子、北京四中的乒乓选手贺鹏飞（后来成为中将海军副司令）曾说：“老大借我戴几天吧！”我怕他丢失如此“荣耀宝物”就婉拒了。他年少气盛地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还没烧够呀，再烧几天后借给我戴啊！”1962年以后，我高中毕业，下放到河南当知青，很快又遇到了“十年浩劫”，乒乓之路就此停止了。当然到了农场后，农闲时，我也到工会去打打球。
　　当年爸爸不仅鼓励我们打球，而且下班回来就站着观看我和弟弟、同学们打球。有时他星期日在家加班，疲惫了还挥拍打球作为放松和休息手段。我家那时住得很挤，根本没有专门的球室，爸爸就临时让警卫人员把球台抬进他的客厅兼办公室这间唯一大点的房子打起来。他和我对打，很认真，没有裁判，他亲自记比分，五分一换发球，21分为一局，不能差一点。有时双方打得激烈忘了分，他停下来，不听我们的，自己算一遍，直到没争论了再继续打。他直握球拍，也是那种三四十年代在学校的老式手法：中指和无名指都在前面。他还猛发左右的转球和放小球以求胜利，但我在体校练就了基本功，都能从容对付他。他常常败下阵来，却不以为然，说：“出汗了，锻炼了身体，我去洗把脸，还去看文件，你们再打一会吧！”
　　星期天和春节时，常有国家队男女选手到我家作客和教我们打球，真是“全家痴迷国球，老少挥拍上阵”！诚可谓：元戎百姓共挥拍，全国上下银球转。

前浪涌过后浪翻，国球怎能不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