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香姑娘”杨献贤

记得1951年，我们六十七师文工队排演了大型歌剧《打击侵略者》。这是一部演员众多，场面宏大，反映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勇敢战斗的故事。当时我在剧中扮演一个志愿军女卫生员。
　　杨献贤同志刚参军来到文工队，就参加了该剧的演出。剧中，她扮演一位年轻的朝鲜姑娘。这位姑娘在朝鲜劳动党党员朴大嫂的带领下，冒着敌人的炮火，给志愿军战士运送弹药、粮食，并参加修路架桥。在战争空隙中，她们用优美的歌舞来慰问志愿军战士。第一次参加大型歌剧演出的杨献贤尽善尽美地完成了任务，显示了她的表演天赋。大家都认为，不久的将来，她定会成为我队的一个主要演员。
　　杨献贤原是太仓师范的高材生，能歌善舞。解放初期，在学校政治老师的鼓励下，她背着父母参加了军事干校。母亲得知后非常生气，就追到部队，伤心地哭着，硬是把女儿拉回了家。母亲有她的难处：长女长子解放前就离家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家中只剩献贤和另一个小女儿，丈夫是一个卧床不起的病人，需要照顾，献贤正是她的得力助手，这个家离不了献贤啊！看着母亲悲痛欲绝，她不忍心，虽然是极不情愿，但还是跟着母亲回到了家，继续读书。可是一到学校，团组织便开除了她的团籍，说她是“逃兵”。从此，活泼开朗的她，一下变得沉闷、忧郁，整天处在痛苦中。她左思右想，下定决心：不能这样下去，我还是要参军。她给大哥、大姐写信，求他们帮助做母亲的思想工作。工夫不负有心人，最后母亲作出让步，献贤再次进入了我们文工队。她如愿以偿回到她热爱的革命大家庭。从此，我们一起下部队进行巡回演出。
　　一天傍晚，突然从我们驻地后花园里传来一阵动听的歌声：“草儿哟青青，溪水长，风吹哟草低见牛羊，牛羊肥来马又壮，放羊的人儿愁满腔……”歌声中充满了悲苦和凄凉。走近一看，原来是献贤在唱。我说：“你唱得真好听，声音柔美、清脆，是漂亮的女高音。”她回答道：“你太夸奖了，其实我只是心情不好，唱唱抒发一下自己的感情。”我很吃惊地说：“你有什么不高兴的事，能告诉我吗？”她抬起头直视我的双眼，看了我一会才说：“凭你是我的知音，我只告诉你一个人。”停了一会她慢慢地说：“其实，我心里是很痛苦的。第一次我参军被母亲拉回去，学校开除了我的团籍，我认了，但第二次我又来参军，改正了自己的错误，为什么还不恢复我的团籍呢？”我立刻对她产生了同情，说：“对呀，你说得有道理，我帮你找团组织问问。”很快团干部回答：“杨献贤同志回来了，我们很欢迎，但恢复团籍需要再考验考验。”我把这意见转告给她，她很难过。我不住地安慰她道：“再等等吧，听说我们部队马上要入朝参战。谁还怕考验？我相信你定会是好样的。”她高兴地握紧拳头向我表示决心：“我定会经受住考验。”
　　这时，微风送来一阵阵沁人心脾的清香，我说：“什么花这么香啊，简直令人陶醉。”献贤接着说：“这是丁香花的香味。你看，我们身旁这些紫色的丁香花，外表是那么纤小柔弱，却能散发出那么幽远的清香。这是一种外表朴素、内心秀美的花中君子，正是我最喜欢的小花啊！”我被她的这一番表白深深感动。心头突然一颤，这不正是她心灵的写照吗？我就脱口而出：“献贤，你太像这丁香花了，我就叫你丁香姑娘吧！“她立即一脸严肃地对我说：“不行，不行，绝对不可以。你若这样叫我，我可真成为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典型，那又进步不了啦！”她再三叮嘱，千万不要再这样叫她，我只好点头同意了。
　　入朝后，我们一起千里行军。从祖国的安东（丹东）一直走到朝鲜东海岸的元山，又从东海岸走到最前沿的“三八线”。在一个多月的夜行军中，我们攀越了多少崎岖的山路，又蹚过多少条沙河；在电闪雷鸣狂风暴雨的深夜，我们浑身被暴雨浇得像落汤鸡，仍背着沉重的背包、粮袋、水壶和乐器，艰难地跋涉；在晴朗的月色下，我们无暇欣赏异国他乡迷人的夜景，更多次遭到敌机向我们轰炸或低空扫射，我们只好就近卧倒，隐蔽在公路两侧的壕沟里，待敌机飞走，迅速爬起，又急促地向前方飞奔。大家只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快点奔赴前线，去消灭凶恶的敌人。
　　千里行军对献贤这个刚参军不久的女同志，的确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她的双脚打起了许多血泡，每到宿营地，我们都会用热水让她烫脚，接着就用穿上一根头发的针挑破她那一个个血泡。她硬是忍住疼痛，咬紧牙关，顺利地完成了千里行军的任务。
　　到了前线，我们六十七师接替三十八军一一三师的前沿阵地。文工队分成五六个宣传小组到最前沿的坑道为战士们演出，受到战士们热烈欢迎。战士们称我们为“火线上的文艺战士，坑道里的知心朋友”。六十七师文工队为我军开创了到前沿坑道演出的先例，并被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批准荣立集体三等功。这在志愿军文艺团队中是少有的。
　　1953年4月12日，我师进行第三次石砚洞北山反击战，文工队又派出两个宣传小组到前线慰问出征的战士。当天傍晚，我们到达二○一团团部。趁着夜色，吴国华带着我们小组去二营五连，而陈志远小组则留在团部，准备第二天清晨去一营。临别时，我还向献贤开玩笑地说：“丁香姑娘，完成任务再见。”她责怪我说：“小程，你疯啦，那么大声。”我说：“不要紧，就是他们听见，他们也听不懂。”我们就这样分开了。
　　当我们小组完成慰问演出归来时，才听说，就在我们告别的那天半夜，敌机在团部扔下七个千磅炸弹，其中一个正落在陈志远小组所住的坑道上，炸弹穿透了坑道顶部的被覆层，使整个坑道塌陷下来，三位男同志活活被埋在里面，再也没有出来。一位女同志李霁听到炸弹落地的声音，立即卧倒在地，巨大的爆炸声震得她内脏出血，当时她还有呼吸，被送进医院，终因抢救无效停止了呼吸。杨献贤被炸弹的巨大气浪震飞到山下，她的长长的两条辫子还吊在一棵小树上。唯一活下来的就只有陈志远，他负了重伤。
　　总共只有30人的文工队，一下就牺牲了五人，重伤一人。献贤是他们小组中最小的一个，刚满19岁，参军仅一年多。生命对于她来说刚开始，这么早就结束了。我惋惜，我悲伤，我更痛恨残暴的敌人。
　　后来，队长告诉我们，原本是准备让陈志远小组当晚去二营五连，而我们这个小组第二天再走。因为我准备的《英雄陈守信》大鼓书中的主人公是二营五连的英雄，让我们去他们连演唱会对战士有更大的鼓舞。正因为有这么一个临时的变动，才使我们这个小组六人活了下来。我的战友，我的兄弟姐妹，你们的牺牲是我心灵中永远的痛。
　　1992年清明节，我们文工队部分战友到太仓烈士陵园进行祭扫活动。在烈士陈列馆里，我们看到杨献贤那永远年轻的笑脸，还看到玻璃柜里存放着她的三件遗物：一个“赠给最可爱的人”茶缸，一本小记事本，一个军用挎包。这都是她生前用过的物品。往事悠悠，见物犹见人，我们都禁不住潸然泪下。在杨献贤烈士的“简历”中没有提到她入团之事。我当即指出：“献贤早就是团员，为什么上面没写？在朝鲜她那么勇敢去前线进行慰问演出，用自己的年轻生命证明她是经受了严酷的战争考验。她是一名优秀的团员啊！”当时在场的战友中，有在朝鲜时的原团支部书记吴国华同志，我是支委，还有小组长、团员，我们即刻召开了一个“支委扩大会议”，一致通过，证明杨献贤是我队优秀的共青团员。接着，我们向太仓县委作了汇报。后来得知县委领导在献贤的“简历”上给予补充和修正。
　　亲爱的献贤同志，你若在天有灵，一定会高兴地听到这个喜讯。虽然它迟到了39年，但最终还是恢复了历史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