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东进抗日和四川抗震的精神一脉相承

我算是早期参加新四军的一名上海兵，是在1938年初随上海煤业救护队一起在南昌集体参加新四军的。那时新四军军部在南昌刚挂牌（1月6日）不久。今天在这里纪念新四军东进七十周年的时候，使我回想起当时部队在岩寺集中东进时的情景，有几点突出的印象：一是急。那时，华北已全部沦陷，上海、南京、杭州、芜湖也已相继被日军占领，国民党部队却节节败退。敌人侵略气焰极为嚣张，正准备集中力量进攻徐州。党中央急迫地要求把分散在八个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尽快集中整编，能尽速挺进敌后，有力地打击日寇，积极地向东发展，以求得在大江南北创建抗日根据地。而当时蒋介石也有他的不良企图，他想这些分布在南方几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打了他们三年都消灭不了，现在既成立了新四军，就把他们放到敌后；他们武器短缺，装备落后，决非日军对手，可达到借刀杀人目的。因此，也积极催促红军游击队在岩寺集中点验后尽快进入敌后。当时军部刚成立，军部领导同志也刚集中会面，经几天商谈后，即分散去南方各游击区联系，传达中央的方针任务。由于各游击区长期分散，各自独立作战，相互极少或无联系，所以分头寻找关系均需时日。而在集中过程中，各游击区还需与各所在地的国民党政府打交道，还需应付国民党方面的各种干扰和阻挠。且各游击队到安徽岩寺集中路途遥远，都在千里以上，全靠徒步急行军。虽然煤业救护队的26辆大卡车在运送伤病员和先行开会的负责同志以及后勤物资等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毕竟解决不了交通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在当时的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全军上下，急国家之所急，急民族之所急，急沦陷区人民之所急，仅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集中整编点验。而且在整编后不到十天（1938年4月28日），即组成由粟裕同志率领的先遣支队，挺进江南敌后。随后由陈毅同志为司令的一支队和以张鼎丞同志为司令的二支队也相继挺进江南地区。
　　二是大家一个理想，一个目标，一个意志，一条心。在岩寺整编时除江北的四支队外，南方的13个游击区的游击队编为三个支队6个团，除一团和六团均为原一个游击队外，其他4个团均由2至4个游击队合编组成，但大家众志成城，没有闹地区观念，没有小单位的小打算，没有争权夺利等落后的不良的观念和行为。大家为了抗击日寇的侵略，为了国家民族的存亡，为了一个共同理想，全军上下，精诚团结。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整编，除五团布防在繁昌前线守住皖南门户外，其它5个团均挺进敌后，东进！东进！
　　三是领导的模范榜样作用，使全军上下纪律严明，受到当地群众的称赞和鼓舞。我曾经作为煤业救护队的成员以卡车接送项英同志从南昌到岩寺，我请他坐到驾驶室，可以避些风寒，因为正是春寒之时。但他坚决不肯，一定要和警卫员们坐在装满着军毯的大卡车后面的军毯上，说是“比打游击时的露营好多了，驾驶室是你的工作岗位”。这种平易近人的艰苦精神，给我以深深教育。再一个故事是陈毅同志率部夜行军进入敌后，时已下半夜，适逢大雨，找一村子准备宿营，但天尚未亮，为不惊动老百姓，陈毅同志和部队都站在屋檐下躲雨，等待到天亮。当天亮后，老百姓开门才惊奇地知道情况，他们从未见到过这样好的部队。在兵荒马乱的时代，老百姓见到部队就怕，如今看到我们的部队如此纪律严明，简直不可想象。由此在江南人民中就迅速传扬开来，都知道有个新四军是人民的部队，是共产党的部队。
　　四是强调首战必胜。这是我军长期来打开局面的取胜要诀。韦岗战斗是我军挺进敌后东进的第一仗，部队经几天的雨夜行军，加上破袭铁路等，已十分疲劳，但摸到了敌人的车运规律。抓住了战机，粟裕同志就亲自率八个班，在镇江东南韦岗的公路两侧进行伏击，半个多小时就结束战斗。击毙日军少佐及大尉等官兵13名，击伤10余名，击毁汽车4辆，缴军用品4车，长短枪二十余支。这一胜利，大大鼓舞了江南人民的抗战激情，大家从此知道了新四军，知道了有个敢于打鬼子的军队。此后，我们又连续打了几个胜仗，其影响扩及到上海。上海和江南的青年群众、知识分子，都纷纷来参加新四军。
　　东进中所取得的一连串胜利，证明新四军善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敢于在作战中创新。原本习惯于在山区里打游击，对于在丘陵、平原、水网和交通发达城镇密集的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也曾有一定顾虑，尔后的实践证明，平原水网地区也是可以打游击，而且愈打愈灵活，取得不断胜利。
　　五是善于在本地区开展统一战线。新四军在东进中所以能取得不断胜利，并能发展壮大，创建抗日根据地，与陈毅同志善于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各级领导善于团结各界群众，善于团结爱国的抗战志士和开明士绅，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南京沦陷后，苏南各地为保家乡，自发组织了不少自卫武装，其规模大小不等，其枪支弹药大部从国军败退溃散的士兵中买下来的。我军东进后，在积极打鬼子的声威下，有的与我合作抗日，有的就参加了我军。特别是管文蔚同志率领的江南挺进纵队的加入，作用尤为显著。
　　六是上海地下党——江苏省委对新四军东进的积极支持配合，也是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在上海、南京沦陷后，当时在上海的江苏省委按照中央的指示，迅即派人到上海郊区和江南各地去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力量，为几个月后新四军的东进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如当时活动在常熟的梅光迪部队，江苏省委派何克希同志去做工作，新四军东进后，该部由我一支队陈毅司令员授予“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的番号。后与我新四军东进的六团合编成立“江抗总指挥部”，由梅光迪任总指挥，叶飞为副总指挥，何克希为参谋长。尔后，以“江抗”名义的第二路军（即六团）为主，夜袭浒墅关火车站和上海的虹桥机场，其影响扩及国内外。后来的“沙家浜”部队也就是从这个部队留下的伤病员发展起来的。江苏省委还在青浦、嘉定、浦东的南汇，都于1940年前后组织发展了游击武装，这对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对浦东地区游击战争的开展，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以上就是我对新四军当年东进时的一些印象。这次从全国的抗震救灾中使我看到了全国上下有当年相似的爱国激情。虽然性质不同，但全国上下的情绪是一致的，大家急震区人民之所急，急国家之所急。我们的温总理很快赶到灾区，部署救灾工作。锦涛同志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向全国作了紧急布置后，也亲赴灾区慰问、视察、检查和指导工作。我们各军兵种部队都充分保持和发扬了我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在某些方面又有创新发展。因为有许多新情况、新特点，从未见过灾情这么重，面积这么大的灾区。如日本的救援队员经验是丰富的，但在汶川这一地理环境中，却英雄无用武之地了，他们回国后，对未能救出一个人，而深感遗憾。所以我们部队在抢救方面，采取土洋结合的方法有许多新的创造。
　　通过这次抗震救灾，也改变了我对“80后”、“90后”的独生子女的认识。过去我对这些子女有些看法，认为他们娇生惯养，缺乏责任感，怕艰苦，处事不认真，好享受等，但从这次救灾中看来，我们的年轻人是好样的，普遍的主动献血，积极报名做志愿者，而灾区人民之间的互救事迹，战士、护士、记者等等的英勇救人事迹，都说明当国家真正有困难的时候，他们是能够挺身而出的。特别有个九岁的孩子，被压在废墟下时，为鼓舞同学，他高唱国歌。这对我的教育深刻极了。好啊！这些孩子们！
　　救灾中，我看到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看到了我们国家的希望！民族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