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元锡和上海煤业救护队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当天，由上海煤业界同仁发起、参与、组织、领导的，以行业标志命名的“煤业救护队”成立不久，忻元锡便由第一分队队长被推举为队长。煤业救护队在中国红十字会旗帜下运送慰劳品，抢救伤兵，救护难民，运送军需物资，奔赴于前线阵地、前线救护站、后方医院和难民收容所之间。12月间，这个救护队撤到南昌，以叶进明、忻元锡、陈昌吉同志为首，想方设法找到了新四军南昌办事处，请来了黄道、陈少敏，坦陈参加新四军的要求，又派车到武昌把新四军军部领导人叶挺、项英和李一氓、袁国平、朱镜我同志接来南昌，要求军部派人加强对煤业救护队的领导。叶、项军长非常高兴，并与他们共进晚餐。煤业救护队的大部人员加上乐时鸣从徽州来的人毅然决然地参加新四军，无疑是新四军军史上很重要的一件事。
　　第一、25辆卡车的到来，使新四军意外地增添了一批近代化运输装备，增强了部队的交通运输能力。
　　我那时被军部分配到湘南，协助整编游击队下山。我们4月间从湘南的耒阳出发，一路艰辛，5月初才到达皖南太平县的土塘。煤业救护队参军后，立即投入湘赣闽浙游击队集中的运输工作。叶进明同志传达军首长的指示，把10个分队编成三路，由忻元锡、王公道、陈昌吉三人分别负责。忻元锡同志负责的一路是到江西的莲花、宁都、瑞金和福建的龙岩地区接运湘赣边区、粤赣边区及闽西、闽南的游击队。忻元锡同志生前曾回忆那段艰难的岁月：1938年初，我同洪德生、周中奎、金克华领了六辆车出发了。车队经吉安略事休息，洪德生和一个副官赴莲花同湘赣边的游击队去联系，车队的其余部分经万安、赣县、于都以达瑞金……第三天凌晨，副官终于领了一支长长的队伍回来，说明主力部队已经开拔了，留下老弱病残必须乘车。救护队让大家先吃白糖羌饼，喝茶水，然后按车填写了中国红十字会的证件，注明番号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身份为伤病员，目的地为安徽屯溪。100多位伤病员在一位矮小精明的伤员指挥下，鱼贯登车。他们所携带的武器很差，有的是套筒枪、马枪，有的是大刀、梭镖，只有一挺旧的轻机枪……我同那位伤员和副官约定，在行军途中，如遇国民党盘查，一律由救护队长对答。如果发生意外，就听从那位领头的伤员指挥。我们一行于凌晨出发，第一车由经验丰富、技术最好的姜疑先驾驶，我和洪德生坐在驾驶室；周中奎和金克华负责第三车殿后。我们从瑞金原路回头，避开南昌，经东乡及赣东北之婺源进入皖南。在两天两夜的行军途中，只在赣县、吉安、东乡几处遇到国民党军警的盘查，我和洪德生不卑不亢的对答和挺括的红十字会服加上打了大印的红十字会证件起了作用……车队在黟县故意休息半天，天黑后离黟县经休宁，过屯溪时已近半夜，没有遇到军警，车队迅速通过无人的检查站驶向20公里外的岩寺。岩寺是当时国共双方议定的新四军南方集中地点，没有国民党的军队。第二天，我们才知道那位领头的伤员就是张云逸。当时张云逸曾倚在卡车一侧，用广东客家话诙谐地说：“你们救护队有道理啊！没有你们来，我们这批‘子弹’会打不响哟！”他在途中的沉着机警和到屯溪后的平易近人使人敬佩。
　　第二、军部进驻皖南后，叶进明、忻元锡、陈昌吉等同志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筹办新四军的第一个印刷厂。
　　忻元锡在《自传》中有关筹建印刷厂是这样回忆的：有一天，李一氓秘书长找我谈话，要我办印刷厂……一开始厂址选在华家园，过河一个沙滩，沙滩过去竹林深处，一排民房，腾出来给我们办印刷厂。有五六台圆盘机，后来又添了一台四开机，可以印报。没有动力，机器转动用牛拖，利用牛盘车水的原理，把牛盘车的轴承接到印刷机上，再用牛力拉动机器上的轮盘，只要能印出来就行嘛……一直到皖南事变，整个印刷厂用二十五副担子挑着走。机器拆下来，编上号，一部四开机，一部对开机，每一只零件都装进盒子，编上号，按照号码一拼一装就是一部机器。
　　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在他的回忆录《模糊的荧屏》一书中对此有高度的评价：
　　他们（指忻元锡等同志带领的煤业救护队）对于新四军的建设贡献最大的，还是筹建了一个印刷所。最完整的时候，有全套的铜模，有一二三号的轮盘机三台，有四开机一台，石印机一台，甚至还有打纸板和胶板的全套新设备。承担的任务主要是《抗敌报》三日刊。这是一张八开报，后来又增加成两张，“抗敌报”三个字是请周恩来写的。这个印刷机构名为战地文化服务社，它除了印《抗敌报》之外，还印《抗敌》半月刊。这是政治部宣传部编辑的一种综合性刊物。
　　当年，我作为一个参军不久的红小鬼，这些进步刊物对于提高我的政治理论水平和辅导文化学习，教育我成长成为一名铁军战士和共产党员，起了巨大的作用。
　　第三、救护队这批来自中国大都市上海、宁波的青年干部参军，不仅为我军增添了一批素质良好，有觉悟、有文化的有生力量，而且他们之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我军各项建设和各部门的骨干。
　　对此，李一氓同志曾经说过：煤业救护队这个团体，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在新四军初建阶段历史上，都值得大书特书，都值得浓墨重彩留一笔。在回忆这批同志时他还曾说：列入新四军编制后，除了兵站系统之外，他们的成员，特别是年轻的，都送到教导队学习半年，然后分配到军部其它单位工作。以到政治部的人为最多，也有少数人调到东南局。这时他们大多数人都已经入党了。
　　煤业救护队的这批同志，在皖南事变中牺牲不少。其中有杨志华、叶梧影、毛中玉、田经纬、邵延鸣、施奇、洪德生、周玉寒、王心渊，还有董纯道在苏北牺牲。参加新四军部队以后作战牺牲的有金克华、毛纪法、黄飞熊、毛梅卿、缪凤楼、陆稼樯、周山，他们都是为抗日战争牺牲的，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牺牲的，为党的事业牺牲的。
　　第四、新四军总兵站设于章家渡，1939年移到麻岭坑。先后由张元寿、叶进明、忻元锡同志任站长，符确坚任政委。
　　总兵站下辖六个派出所（亦称兵站）。第一兵站驻岩寺，第二兵站驻太平，第三兵站驻马头，第四兵站驻毕家桥，第五兵站驻竹箦桥，第六兵站驻何家湾。总兵站的任务是十分繁重和艰苦的。一是军事运输。除卡车20余辆外，有时还需船只、竹筏、骡马、大车等。运输范围东到宁波、绍兴、温州；西到长沙、武汉；南到广东、闽南。能公开的地方就挂着红十字会的旗帜，大模大样运送，经过敌占区和封锁线则化装、隐蔽运送或武装运送。二是领取和筹措军需物资。国民党政府给新四军的军饷和物资严重不足，有时还克扣刁难。为解决部队供给困难，兵站人员千方百计组织筹集国内外人士的捐助和战斗缴获品的运输。三是接送来往人员。仅1938年一年中就达五六百人次。其中有党政重要领导人和其它工作人员，有国际友人和参加新四军的知识青年，也有转移的首长家属和落伍失散的战士。周恩来同志1939年2月到云岭军部视察时，就是在章家渡登岸由兵站接待转送的。
　　1941年，我在新四军六师负责侦察工作时到上海活动，接触到苏中的采购干部张渭清，知道忻元锡同志在苏中负责交通和商贸工作。解放战争期间的1946年，忻元锡同志负责的上海地下商业机构大华公司遭到敌人破坏，损失惨重。在此前后华中十地委副书记兼城工部长杨斌被捕，遭敌人的残酷折磨后被杀害于南京。同时被捕的张薇、李明等同志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胜利归来，继续出色地战斗在各自的岗位上。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军部分会从研讨南京军区创作室专业作家黎汝清长篇小说《皖南事变》，正确评价项英的错误伊始，始终得到忻元锡同志的支持。为建议纪念项英同志百岁诞辰，我们写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信，尤其受到他的称赞，他那些珍贵的意见，表明了他鲜明的观点和一个久经锻炼的老共产党员不唯上，不唯书，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在大是大非面前高度的原则性，使我们受到很大的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