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宁波南门外柳亭巷的苏艺大姐，精明能干，常出入于敌伪区。人们认为她是一个跑单帮的女人，其实，她是为新四军浙东纵队担任重要物资运送工作。1945年初，四明山根据地党的领导，决定在解放区自己印发抗币，与日伪作经济斗争。上级交给苏艺的任务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把从上海运来宁波的一批印抗币的富士纸，运到根据地梁弄；同时还要刻“浙东银行总裁”、“浙东银行副总裁”两枚牛角印章，并嘱她慎之又慎。
苏艺接受任务后反复思考，如何才能将这批纸张顺利运出宁波。自从担任运送工作以来，还从没出过事，但这次纸张的体积大、分量重，难以通过敌伪盘查，运送任务非常艰巨。回到宁波后，她到处奔走，寻找各种关系，设法弄到有效通行证，或者是打入敌人内部，才能堂而皇之运送纸张。
陈依君是苏艺的朋友，陈的丈夫在狮子街敌“陆军报导部”任报务员，苏艺借故去探望。在闲谈中陈依君说，陆军报导部掌握全市的通信工作，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军事机要部门；报导部的货物，沿途不受检查。苏艺暗喜，当得知陈依君的丈夫郭干生因患肺结核想请假休养时，就向郭干生提出一个要求，说自己生活困难，能否介绍自己在陆军报导部谋一个职务，以维持生计。郭欣然同意。
第二天，苏艺就去报导部联系，一谈便成，叫她任总务课会计，每天造一份收支报表，上报电台台长，由台长盖印后，送出去就完事。一间会计室里只有总务课长三原本太郎和苏艺两个人。从郭干生口中知道，三原本太郎和台长矛盾极深，所以，苏艺故意从不外出一步，老老实实坐在会计室里记账，以此取得他们的信任。
台长是一个70开外的日本老头，他对苏艺的工作态度感到很满意。不久苏艺听说他的三个儿子都在战争中被打死，因此他也痛恨战争，于是苏艺向他表示惋惜，劝他早日回国。这以后，苏艺和台长逐渐接近，互相熟悉起来，遇事也容易商量了。开始，台长在收支日报表上亲自盖印后，就把印章拿回去。后来他把印章交给苏艺，让她自己盖。他在旁边看着盖完后收回印章。再到后来，他竟让苏艺单独到三楼取印章，由她自己盖。头几次，苏艺怕他是试探，盖完印后即下楼。
不久，党组织通知苏艺，上海的富士纸已经运到宁波。这天，苏艺照例去三楼盖印，见台长坐在一旁看书，趁他不注意，就迅速地拿出几张空白纸，盖上大印，放进口袋里，然后不慌不忙地把填好的报表交给台长。有了“陆军报导部”大印的证明，可以着手运送富士纸了。苏艺推说孩子生病，请了几天假。
一辆装满纸张的人力车，由苏艺亲自护送过哨卡。苏艺在陆军报导部工作，平时有意让伪军警察知道她的职务，所以他们对苏艺很面熟，都把她当作“自己人”。经过哨卡时，鬼子正在桥头查船，哨卡旁边只有几个伪警察，苏艺的人力车便大模大样过去，她故意问他们：“要查吗？陆军报导部的。”说完，从口袋里掏出“证明”扬了一扬。伪警察一见，摆摆手说：“去吧！”就这样这批印抗币的富士纸运到了南门外苏艺的家里。
纸张运到了，苏艺松了一口气，然后执行另一个任务——刻两枚图章。店里不可刻，摊上不可刻，信不过的人不可刻，怎么办？苏艺遵照上级党的指示，去车桥街找地下党的王祝新同志，把来意告诉他。他立即答应，叫苏艺过几天去取。几天后，苏艺再到他家，两枚精巧的牛角图章刻好了。
两大任务完成后，苏艺化装成阔太太模样，一身珠光宝气去找横街头的阿炳老大。阿炳是个老船工，机智勇敢，又有爱国心，和苏艺搭档为浙东游击队运送物资已有一年多了。凌晨二时，阿炳约好几个人划着两条船，偷偷把苏艺家的纸张装上船。苏艺叫他们越过祖关山向西划去。苏艺坐在阿炳这条船上，另一条船跟在后面。他们预先商量好应对检查的办法。
“靠拢来！”船过集仕港时，岸上伪军狂叫。
苏艺立即把两枚印章塞入船舱下。阿炳故意大声说：“慢慢来，船里有女客。”一边让船缓缓靠岸。
“磨什么洋工！我们要检查！”伪军吆喝着。
苏艺赶紧推开船篷说，自己孩子生病，需急回家看看，所以天不亮就开船。这时有一个官长模样的人说：“我们是例行公事。”
突然，有一个伪军高喊：“那边还有一条船怎么不靠岸？”
“那边一条也是我的。我是陆军报导部的，我负全部责任。”苏艺从容地扬起陆军报导部的“证明”。
“对不起！对不起！”军官见苏艺有来头，船舱里确实也没有可疑的地方，就挥手放行。那一条装富士纸的船，也随之通过了。
船脱离伪军后，阿炳老大用力摇橹快速前进，天亮时安全到达横街头船埠。党派毛如康等同志早已在船埠等候。苏艺怀里揣着两枚牛角印鉴，同志们挑着纸张，呼吸着根据地新鲜的空气，满怀喜悦地向四明山革命根据地的心脏——梁弄进发。
（据苏艺本人回忆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