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里虽然贫困,还是省吃俭用送父亲到本村宗祠学堂读书。父亲为减轻家庭负担,在勤奋学习之余积极参加家务和生产劳动。在贫苦的生活中,父亲深刻体会到劳苦大众生活的艰辛。他决心寻找改变贫困的出路。青年时期,他夹着母亲亲手做的一双布鞋,打着赤脚从海南跑到广州,到了市里才把鞋穿上,在广州考入黄埔陆军小学。父亲16岁秘密加入同盟会,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1911年19岁时参加辛亥广州起义,担任革命军炸弹队队长。在与清军激烈的巷战中,奋战一昼夜,终因寡不敌众,被迫退却。父亲与几个同志隐蔽在一民宅中,第二天清晨父亲上街买菜,其实是探望情况,寻求突围道路。返回时,清军已入所居民宅,搜捕了全部同志,枪杀于路口。事后,广州人民共收殓了72具烈士遗骸,葬于黄花岗,史称“黄花岗72烈士”。我们听父亲说过:“我如果不是那天出去寻找突围之路,那就会是73烈士了。”
1926年,父亲升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25师参谋长,他看到北伐中共产党员英勇牺牲精神,又秘密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是真正反帝、反封建,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1926年10月,父亲在武汉加入共产党。我们不止一次听父亲说:“我入党时年纪已经很大,在军中职位不低,薪俸也相当高,我是为了劳苦人民大众的解放才入党的。”
1928年8月,父亲在上海,原来组织上准备派他去苏联学习,但在这时,蒋桂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党中央决定派他到广西去,抓紧有利时机开展革命工作,不去苏联学习了。父亲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并立即着手到广西去的准备工作。1929年5月,父亲接到党的指示,毫不犹豫地离开妻子和出生几个月的长子远之,到广西组织革命武装和开辟革命根据地。他和邓小平一起领导了百色起义,以后又率领红七军转战千里到达中央苏区,参加第二次到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家里没有父亲的任何音信。1937年抗战爆发前后,党派父亲到港、澳和华南地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为了掩护工作,组织上将母亲和远之接到香港同住。这是相隔八年多之后,一家三口第一次重逢,九岁的远之才得以见到父亲。就是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父亲奔走于港、澳、粤、闽、桂等地区开展工作,也难得有相聚见面的机会。远之还没有来得及熟悉父亲,党又派父亲去组建新四军,1938年初父亲就离别妻儿奔赴抗日前线。直到1940年,母亲和远之被国民党扣押七个月后,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才和父亲再次重逢。
1949年三大战役胜利之后,百万大军又奔向解放南方的战场,党中央高瞻远瞩早已着手部署新区的接管和建设问题。1949年9月父亲被任命为广西的党政军第一把手。于是,他在华东通过各种渠道首先将原在红七军、广东东江纵队、两广地区工作过的老同志组织起来,一个个地亲自谈话,征求意见,为广西解放后接管各级政权作充分的组织准备。这些同志都满怀信心和他一起工作,不怕艰难险阻,决心为建设新广西贡献自己的力量。此后,又吸收了大批南下干部和经过党教育的大、中学生到广西。
1949年12月,就在百色起义20年之后,父亲以广西最高领导人的身份,重返战友们曾并肩战斗、流血牺牲的地方。父亲百感交集地说:“烈士们的鲜血没有白流,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广西的政权已被夺回到人民手中。我们一定要把广西建成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的新广西。”当年的广西非常落后,没有工业,没有铁路,只有崎岖的山路。农业也很落后,大多数农民都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土匪活动猖獗,真是民不聊生。年届六旬的父亲经常乘坐吉普车到农村去,了解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土改的情况。他用带海南口音的广西白话向农民宣讲政策,访贫问苦。因路途遥远,下乡时常常是自带干粮和开水。
父亲日夜操劳,广西艰巨的剿匪任务和巩固基层政权的工作使他经常夜不能寐。远之常看到父亲的卧室兼办公室的灯光彻夜不熄。在炎热的广西,房间里连电风扇都没有,他打着赤膊,穿着短裤或坐在办公桌前,或站在挂满墙的地图前,不停地忙碌着。当时在这位省主席的住处,连冲凉的地方都没有,上厕所要到机关后门外一片水田上的小木棚去。年老体弱的父亲在这日理万机的繁重任务压力下病倒了,他患了急性胆囊炎和胆结石。剧烈的疼痛使他不得不停止工作。在1951年下半年,广西的剿匪、镇反以及恢复经济的工作基本完成之后,他离开广西去治病。毛主席曾几次亲笔致函,嘱他安心养病。
1954年病体好转后,父亲调到中央工作。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广西代表,并被选为人大常委。父亲仍继续关心广西的工作,和广西的干部、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父亲热爱这块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对共同战斗过的战友、同事和广西的人民群众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几乎每年都要回广西去搞调查研究,找干部、群众开会,听取意见,他多次到贫困的百色地区视察,亲自到有困难的老红军家中去看望,也和当地群众座谈,了解他们的困难和要求。他和母亲一起到韦拔群烈士墓扫墓、献花,为红七军烈士纪念碑题词。父亲说:“我是广西的人民代表,要为广西人民办实事。”
父亲对儿子、儿媳和孙辈们都是严格要求,又非常关心疼爱,他要求子孙好好学习,要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不搞特殊化,不要脱离群众。父亲工作忙,年迈有病,但无时不在关心我们,我们在学校学习,在工厂农村劳动,在部队服务,都常接到他的亲笔信,他和我们谈家常,同志式地讨论问题,鼓励我们上进,和工人、农民交朋友,保持联系。父亲也以同样的爱心对待烈士子女和几个没有父亲的侄子、侄女。红七军烈士张逸秋的女儿张念环,在父母牺牲后流落到广西,给地主当使女。解放后父亲派人多方寻找,几经周折才把她救出困境。他像对待自己的亲女儿一样,送她到学校读书,把她培养成一名军医。念环妹常对我们说:“张老就像是我的亲生父亲。”
父亲一生勤劳、节俭。他爱整洁,外出时非常注意军人仪表。平时在家衣着朴素,衣服、鞋袜破了,补了又补。他经常自己洗内衣、袜子,自己洗碗筷,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他还在各个房间贴上亲笔写的“节约用水,节约用电”,“有时需作无时想,莫到无时想有时”。他常教育我们生活要节俭,不能铺张浪费。
亲爱的爸爸虽然已经离开我们,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他对党、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对祖国、对人民的挚爱,他不忘劳动人民本色的风范,永远铭刻在我们心里,并要世世代代传下去。
(作者系张云逸的长子、长媳,张远之为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军部分会副会长)